新東方獵手
人有人緣，書有書緣；書與人有緣，書與時勢也可有緣。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禁令在加拿大被捕，事件看得我疑問重重，例如為什麼香港Skycom（不論它是否華為的子公司）又可以和伊朗做生意？香港有豁免權嗎？一國兩制真有這麼靈？這太關鍵了，但中外報導都沒能解釋，只找到華為公主的婚姻、物業、護照、保釋金的花邊。這個時候讀一本牽涉東方、西方、科技、戰略、貿易、政治的學者諜戰小說，也許領悟會更多，甚至滋味更好。
李歐梵教授有寫過小說，大家比較記得的是《范柳原懺情錄》（1998），但因為是書信體而且借〈傾城之戀〉再發揮，算是散文體的續書，有點志不在此。真正有意為小說的，恐怕是大部份人也說不清的《東方獵手》（2000）。小說採用間諜類型小說的寫法，以軍火生意人與各國不同政見黨派者的交鋒為經，多重身世與系統解密為緯，寫長得像王敏德的男主角方庇德（Pierre Fang）穿梭香港、雪梨、新加坡、澳門、馬六甲、花蓮、上海的任務行動與霧水情緣。
說一本書是「學者諜戰小說」，等於說它「不是諜戰小說」。學者對小說意圖一般都不甘寂寞，讀者也樂得跟著轉彎抹角。我一直覺得《東方獵手》有許多讀法，理解李歐梵的研究路徑是其中之一——如何實踐「政治」與「文學」之間的雙重效忠？如何在各種邊緣的位置（香港、南洋，或1949年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檢視方興未艾的「東方主義」？如何對二十世紀的現代性最後回眸？
文學何用？這是《東方獵手》第一個要面對的古老問題。書名來自古波斯詩人莪默的《魯拜集》的Hunter of the East。要做成軍火生意，就得解決一連串不明來歷的四行詩。結果小說中的詩歌化成了軍火產品的清單、交易會面的地點、套取信任的蜜語、開啟導航系統的密碼，以至個人身世之謎，果真是「不學詩無以言」。但文學既是最好的情報用語，也是最懷的情報用語，層層加密可以化成層層誤會，語文學（philology）在小說中的重要性，是主觀象徵多於客觀現實。
以《魯拜集》揭開序幕，自然是引出這軍火生意牽涉到波斯（今伊朗和伊拉克）的神秘與危險——而我一直遺憾《東方獵手》出版得有點早，一年後的九一一事件可以怎樣與小說互為激盪，未可想像——但同時亦不失為一個別致的角度︰假如真如薩伊特所言，東方是西方的創造物，那麼東方是否也可以有自己的創造物？例如東方眼中的中東，甚至南洋？主角方庇德具有四份之一的法國血統，是個「半唐番」的解密專家。他的中文是半桶水，但正是他的邊緣性與半桶水，讓他無牽無掛地遊走於國仇家恨之間，自由地解讀不同地區與背景的密碼。
諜戰離不開潛伏，文學又何嘗不是一連串意義的潛伏？小說在第二部加插方庇德的父親方立國於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前的最後秘密任務，前往澳洲私購一艘潛艇，行動中也自然少不了多情女子的傾心，其中一位法國與越南華僑的混血兒阮愛蓮就是方庇德的母親。以男女感情而言，我必須說這一部寫得最動人。份屬不同組織的霧水間諜夫婦，結局注定是淒婉而無奈的。方立國最在一個平平無奇的晚上，乘坐駁艇航向大海，此後音訊全無。他可能登上了一艘軍艦，也可能是一艘潛艇。潛水艇既是軍火清單中關鍵的一項，也是全書極重要的意象。
「東方獵手」其實就是一艘潛艇的代號。消失的方立國留下了詩稿《南海飄零集》，「自有千秋意，韶華付水流」，才情湧動，不就是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剪裁而得？我未至於認為《東方獵手》要為漢奸文學平反，但在一種自由主義的視野底下，多元性、可能性，以及對異己之見的「想像力」，甚至反動勢力，是否都要有兼容的向度？而東方獵手到底是「來自東方的獵手」還是「捕獵東方的獵手」？在東方越趨重要，科技和數據已成為新軍備的今天，可以肯定「獵手」會越來越多，要對東方主義甚至「新東方主義」（neo-orientalism）重新界定。
（原載2018年12月17日《明報》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