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

夕拾朝花(十六)

〔今時今日,仍有許多中文系同學說畢業後想當編輯,眼裏充滿真誠。〕
為什麼《編輯是一門正在消逝的藝術》?

          吳波主編的《編輯是一門正在消逝的藝術》(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是一本關於編輯的文集,「匯編數十位出版人的從業經歷,從編輯生涯、作者交往、選題策劃、職業規範以及出版業的未來等多個角度切入,探討編輯這一職業的現狀和未來,追問當下編輯存在的意義,對編輯從業者有很好的示範作用,亦是撫慰他們心靈的一味良藥。」

          內容雖然頗具氣勢,但若非業界人士,一般讀者未必感興趣。不過此書其中一個看點,正是它的「後設」意味。即是說,這本記錄中國編輯大半世紀蓽路藍縷的書,本身也要經過「編」與「輯」;它的編輯水平,可能比它的內容更能說明問題。

首篇是鄭振鐸的〈編輯是什麼?〉,具代表性和歷史感,文末「若有任何無理的新的壓迫,憑借了資本勢力而加到我們的身上,則我們更不惜任何犠牲與之周旋;決不退卻,決不反顧。」令人動容。惟注釋只說「這篇文章是鄭振鐸為《編輯者》所作發刊詞,曾收入《海燕》一書。」如能有完整的注釋,讓讀者知道這是寫於1931年的發刊詞,會更見時代精神。

此外有樓適夷的妙文〈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回憶編輯生涯,卻先說自己在「三反」運動中處理檢舉的工作,耐人尋味;也有涉及具體工作的,如陳原的〈論駕馭文字的藝術〉及沈昌文的〈編輯的甘苦〉;有放眼世界的〈美國編輯怎樣看待編輯工作〉及〈我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交往〉;也有經典叢書編輯史如王云五的〈初到商務及《萬有文庫》出版的緣起〉及李長聲的〈岩波茂雄和他的岩波書店〉,頗開眼界。但沒想到,此書最具戲劇張力的一篇,正是點題文章〈編輯是一門正在消逝的藝術〉。

作者是英國著名書評人及編輯Alex Clark,說到編輯的重要性,先來一段小故事大震撼。話說她正在準備訪問當今美國小說第一把交椅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當天他的新作《自由》(Freedom)英國版面世,卻突然要在發佈會上叫停——本來已修訂的錯誤竟在英國版中重現﹗換言之會場上堆疊得高高的新書,以及成千上萬在運送往書店途中的,都必須重印。然而,在這個緊張刺激的故事中,以下一句使我讀不下去︰

……不止是弗蘭岑之前的作品被標注為「修訂版」,這本小說的美國版也遇到了類似的窘困。在一大堆諷刺的話中,《自由》的其中一章標題竟被改為「錯誤已修訂」。

          知道什麼叫「黑人問號」嗎?——為什麼弗蘭岑之前的作品被標注為「修訂版」?「這本小說」是指《自由》還是「之前的作品」?誰說了一大堆諷刺的「話」?小說《自由》有一章叫「錯誤已修訂」嗎?誰把它改了?——正所謂講古唔好駁古,我一向認為看翻譯就別查原文,除非你從事翻譯研究。真要信不過翻譯又有能力,靜靜地直接看原文好了,毋須大鑼大鼓找錯。但這次實在太掃興,網上一搜,原文如下︰

not only was Franzen's previous novel entitled The Corrections, but that book's US edition had suffered similar teething troubles. And, in a pile-up of ironies, one section of Freedom goes under the heading "Mistakes Were Made".

          天。原文精彩地描述弗蘭岑事件的反諷,在於他前一部小說名字就叫《修正》(The Corrections)(而非「被標注為『修訂版』」);而新作《自由》其中一章的標題是「錯誤已經鑄成」(Mistakes Were Made)(而非「錯誤已修訂」)﹗

          明白了嗎?《編輯是一門正在消逝的藝術》完美演繹什麼叫a pile-up of ironies︰在一本慨歎編輯藝術消逝的文集中,點題文章以弗蘭森的故事引出即使文壇大腕也難免錯漏百出的校對惡夢而見整個行業的衰微;而此文卻把關鍵的一段譯得錯漏百出。箇中反諷,幾近行為藝術。

是誰令編輯變成一項消失的藝術?此書反映的問題與所呈現的歷史一樣深刻。例如,一個只有百度沒有Google的世界,是否要為以上常識性的硬傷負責?我不知道。我只知編輯生涯或許不如日劇《校對女王》(圖)一樣亮麗浪漫,但現實中編輯卻經常救我一命,如本欄的彭月。除了無言感激,我衷心希望天下文字工作者,包括我,都有被體諒和修正的機會、做好本份的自由。


(原載2019年1月14日《明報》世紀版)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夕拾朝花(十五)

〔這篇出街後三天,董生問有沒有迴響。我說,unfortunately,沒有。但事實上,我的寫法已說明我不是求什麼行動升級與聲援。我真心只想說,如今當作家難,當編輯更難。有些事需要說出來,更需要說出來以後,以最少程度的扞擾,讓事情朝著比較理想的方向,自行修正、復元。〕
救救大人

          事情就發生在上周專欄提及的那個「積累.傳承.創新:近三十年來香港問題研究與出版」研討會。出版社在會上回顧三聯在香港過半世紀的成績,從1948草創階段到近三十年的收穫深耕、轉型探索,老實說,不是不感動的。而會議上大家亦普遍認同,沒有文獻、作品及研究的出版,學術工作無從談起,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好了,會議尾聲,一貫美麗又認真的關詩珮跟我說,她的新作《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圖)已完成多次校對及排版,原定當日在會上送贈與會者的。惟因種種內容上的考慮,必須叫停。

          很難找到一個更諷刺的時刻來消化這消息,但我當時仍天真地想,叫停就是暫停,後隨的總是放行。不到一個月,收到她的電郵,清楚說明這部以「翻譯作為香港文學的方法」的學術專著,出版社因其內容涉及「六四」及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出版狀況而無法放行,並希望作者自行修改。作者幾經考慮後無法同意這「非學術」的修訂,最終在2018除夕決定在雙方無償無責下終止合作。此外由於她長年不在港,亦婉拒了朋友聯署聲援的建議,寧於另一出版社讓全書以原貌與讀者見面,事件算告一段落。

          關詩珮近年來學術成績有目共睹。《譯者與學者》從翻譯和知識角度切入千絲萬縷的大英香港殖民史;而《全球香港文學》則從中、英、日語的翻譯細讀個案以及香港文學在他國語言之間的流布現象,為時髦的Worlding Hong Kong Literature——姑且譯作「世界中」的香港文學——訂下其中一個堅實的討論基礎。至此我必須強調︰一、對於關詩珮而言,此事損失最大的肯定不是她,而是出版社。同樣內容以英文學術論文單篇發表對她的事業肯定更有益處,而今此書以原貌面世也只是時間問題。二、因此她絕對有資格及理由決斷地將此事告一段落,繼續專注學術工作,信守她的研究理念和價值。

但我相信此事仍然觸動我們的神經,非因我們對內地書籍審查制度一無所知,反而是我們一直對此審查的「例外理解」正式地動搖了︰一、香港作者在香港出版到底比較自由;二、客觀學術研究到底不受限制;三、文學性質到底有比較寬鬆的詮釋空間。錯、錯、錯,規則已經非常堅定地轉移了。如果此事真有聯署聲援,那些不得已在繁重的編務中仍要面對變幻莫測的審查,隨時得把即將付印的書稿叫停、扣查、重審、解約的編輯們,也許更需要聲援。

          小思老師曾著我閱讀一本叫《編輯是一門正在消逝的藝術》的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國編輯怎樣看待編輯工作〉提到編輯的三個角色︰多方搜尋好書以出版的「狩獵者」、細心閱讀並溫和地提出修改建議的「治療師」、在面對作者時代表出版社,在面對出版社時代表作者的「雙面人」。三個角色都是為了讓作者發揮最大潛力,清晰地表現他們的想法,再藉著出版來促進社會利益。

          當我們義憤填膺地要捍作者的創作空間時,我們如何看待那些熱情地獻身工作、富於同理心的專業編輯的空間呢?就像電影《筆羈天才》的名編Max Perkins,編輯的形象大都成熟穩重,經常手握紅筆與權力,作家則永遠像個天才橫溢的赤子。但這些「大人」編輯,就一定站在創作自由的對立面嗎?他們可不可以「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把作品「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呢?

          或曰今日的編輯面對出版萎縮的壓力已是如此嚴苛,還忍心要求他們為作者肩住黑暗的閘門嗎?我倒以為,正因為編輯的心血、品味和知識太過珍貴,就更不應在審查的「無形之手」中浪費殆盡。沒有編輯會希望與作者同病相憐地建構一個沉默的惡托邦,尤其是它未必存在﹗革命尚未失敗,編輯仍須努力思考︰一、如何憑專業判斷和細讀,勾劃出一本書出版要比不出版好的理據?二、如何在最保留原貌的情況下提出修訂意見,而非讓作者漫無目的地改寫?三、編輯不是消逝的藝術,更是「大人科學」,正在苦苦肩著黑暗閘門的編輯,或許還有?救救大人……

(原載2019年1月7日《明報》世紀版)

2019年1月3日 星期四

夕拾朝花(十四)

〔這篇的題目偏到不得了。但見報後竟然收到大姐來訊說︰'Yes, I always wanted to be Sherlock Holmes too! But the old fashioned British style one. Not the young one in recent years.' 一語道破我的崇拜停留在BBC層次。好吧,有生之年一定會把柯南道爾原著睇完。〕
尋找「沙君拔」

每次有人問為什麼在辦公室門前貼個Baker Street W1的路牌,我都含糊以對,比較難為情的原因是,我太希望可以像福爾摩斯地工作了︰大冬日、火爐邊、茶煙酒、足不出戶、拉拉提琴、有趣的題目不請自來、聽完、點頭、推理、Eureka﹗然後跟身旁的華生說「這個很基本。」

學術工夫最上乘處都像偵探小說,聽說劉殿爵與陳永明兩位都是偵探小說迷,杜博妮也是,她澳洲家中的走廊就有一排長長的crime fiction。當然偵探也可以只是好奇八卦,朱光潛更把它放在〈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之首。今天「網上起底」也需要偵探頭腦,可見這個起點不一定就很有價值或高尚。

但我還是很珍惜工作中那些非常接近偵探、推理、解謎的時刻。最近一次因出席三聯的研討會收到「禮物包」,內有清人陳鏸勳的《香港雜記(外一種)》。此書於1894年出版,如今重新整理出版,被認為是「香港華人撰寫的第一本香港史中文著作」,可以為各種「中國史觀」、「香港史觀」、「殖民史觀」的香港研究帶來新機。

然而所謂「香港史觀」當然不會這樣簡單。此書的〈自序〉耐人尋味,先提出以「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了解香港,再說因為香港「地界中西,則其例殊;人雜華洋,則其情殊。顧以不識時務者處此,拘迂成性,執滯鮮通,不合人情,不宜土俗,漫謂隨地可行也,能乎哉?」非常「香港本位」地表明其域外特性,希望外來者不要「不識時務」地「執滯鮮通」,要入鄉隨俗也。

於是作者「即隨事留心,有聞必錄。公餘之暇,復涉獵西文,累月窮年,或撮其要,或記其事」,即以田野考察之精神,在《香港雜記》中記錄了香港的地理形勢、開港來歷、國家政治、稅餉度支、中西船務、商務、醫所,街道樓房渠務書塾等歷史材料。但此等資料有何用意?〈自序〉最後一句可圈可點︰「至其中要義,則本英人沙君拔平日所記者撮譯居多,用誌弗諼,使閱者無忘沙君拔之意可也。」

《香港雜記》的「其中要義」,來自英國人沙君拔所記錄之撮譯,那麼沙君拔是誰?一般論者略而不談,又或理解為作者的英國朋友而引申出此書「與殖民者的敘事毫無二致」。楊國雄的《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最為坦誠,直言「〈自序〉中所提的英人沙君拔,無資料可稽考。」一見到「無資料可稽考」我就精神,因為陳鏸勳明明希望「用誌弗諼,使閱者無忘沙君拔」,我們怎能不考它一考呢?

「沙君拔」,無論用粵語或國語,都不易唸成英國人名。Salkenberg是德文名,美國演員有Sargent Bert,但年代和身份都不對。「拔」無疑最常見於bert的翻譯,但「沙君」會否是「沙某」的省略?然則這人可能是Sar-X-bert甚或Char-X-bert?那範圍就更大。但反正是Google請的客,就索性鍵入1894Hong Kong19th Century的關鍵字,不斷地試吧。

結果,給我找到一個Chailley-Bert,可惜是法國人。但關鍵是他在1892年出版了La Colonisation de l’Indo-Chine: L’Expérience anglaise(印支殖民︰英國經驗),此書旨在借鏡英人殖民政策以供法國參考,分為〈英國在香港〉及〈英國在緬〉兩部。其中香港一部包括香港地理、香港開埠、早期殖民日記、香港建設、香港華人、行政、保安、司法、教育、稅收、商業、船務各章,簡言之,所關心者與《香港雜記》同出一轍。

更重要的是,此書英譯在1894年倫敦出版,理論上「涉獵西文」的陳鏸勳是來得及看到的,那麼《香港雜記》的「要義」會否就是香港成了「殖民典範」這個事實?——可惜這讓人心跳加速的偵探遊戲要到此為止,我始終無法100%肯定沙君拔就是Chailley-Bert,因為一、我不能假定陳鏸勳會把法人「誤認」為英人;二、《香港雜記》與《印支殖民》並無任何「搬字過紙」的證據,所用文字與數據均有出入。但正如偵探小說的價值不在「兇手是誰」,而是大眾對「天網恢,疏而不漏」的永恒渴望;我無事忙的業餘偵探工作也不過想證明,萬事自有複雜肌理在背後,真相始終在某個角落,暫時尋不著,沿途風光也不錯——那本《印支殖民》,實在稱得上妙趣橫生。

(原載2018年12月31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