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多餘的話,只一句,打書﹗〕
多餘的話學術論文到底是否「多餘的話」的最佳示範?都是眼前道理,或千百年來的人生經歷,為何硬要想出個規律、找出個證據,以至苦苦跟不同時空的思維對話和辯證?讀張歷君教授《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我好像找到新的答案。
瞿秋白(1899-1935),中國著名革命家與知識份子,翻譯「國際歌」歌詞與譯介馬克思理論與蘇俄文學的第一人。他進出於政治權力核心,但同時自稱「多餘的人」,被國民黨俘虜後在福州牢獄寫下中國現代文學之懸案與名篇〈多餘的話〉。他優秀、俊逸、被重用、被拒棄,引發過無數文史哲研究者的興趣。在語言文學、政治黨史、哲學思想各方都研究進路都似乎未盡人意之時,張歷君的專著衝著最複雜的「跨文化」與「現代性」,描畫了一個知識份子的心。
但這不是一篇書評,不光因為這書很難評,難處也不在書中文史哲理論縱橫,而是它一直向文化歷史與文學心性兩端延伸,讀者很難有一把尺去評價書中瞿秋白夠不夠文學性、夠不夠政治敏感度,或夠不夠歷史化,只能不斷變換調適著的預期,體驗各種理論旅行與辯證,乖乖捧讀就是了。然而,有一種學術書的價值和能耐,就當你鐵了心正襟危坐看理論時,忽然生出一道天虹,把你引向知性的彼岸,回憶的另一端——那些年在小思課上讀現代散文的日子。
我比歷君教授痴長幾歲,一同有幸修讀過盧老師的課,聽過那一段瞿秋白與首任妻子王劍虹的師生之戀,以及丁玲如何居中當一個火爆紅娘的故事。張歷君在書中提到小思老師如何在三人故事最緊張的關頭戛然而止,這個我也記得。帶著這樣的記憶,讀終章〈「心」的兩面〉特別有感︰「瞿秋白在書信中,亦多次直接稱呼王劍虹為mon coeur(我的心)……瞿氏認為,惟有愛情的絕對律令,才能讓他把戀愛和社會兩端重新調和起來,並解決他自己內在矛盾的『人生問題』。」比一向視「革命加戀愛」公式為當然的看法,此說更為深刻。
當然瞿氏一生影響並非唯情至上,在上海大學風華正茂的一筆,只是他多種「『心』之兩面」的其中一筆,而他的情史亦因王劍虹的早逝,而轉向更纏綿與更苦難的楊之華身上。電影《秋之白華》(2011)曾極盡所能以竇驍和董潔捕捉這一段冰雪般堅清的愛情,男主角在戲中一口俄語也是誠意之作。但要說影像上的瞿秋白,我仍要數濮存昕演的《魯迅》(2005),當中寫到瞿曾因避禍寄住魯迅家中,二人同室夜談,低誦《野草》的〈雪〉,盡見魯迅對常州才子的痛惜︰雪在南方可以是雨、可以是孩童的玩伴,到了北方,只能如粉如沙不粘連,升騰在凛烈的天宇之中,成為「雨的精魂」。這場戲可以看一次哭一次。而張歷君的〈生命衝動、革命政治與菩薩行〉勾出我再看一次的衝動,也勾出了魯迅與瞿秋白的心心相印︰在慈悲中,他們痛心地目睹左翼冰凌一般的內訌。
瞿秋白的死,根據國民黨的說法是「此人赤化了千萬青年,這樣的人不殺,殺誰?」所謂「慷慨犠牲易,從容就義難」,他行刑前在小亭留影,以至在囚期間所寫二萬字的〈多餘的話〉,令所有關心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人不能釋卷也不能釋懷。讀張歷君書之〈領袖權與有機知識分子的形成〉一部,更能明白他渴求的「偉大的」休息是多麼真切,以及這休息背後,如何由青年導師到放下文人的「領袖權」(hegemony),讓大眾由跟隨者變成一股穿透自身的洪流。
第三部分寫〈自殺之道〉,可見瞿秋白的從容就義大概已準備了一生。〈多餘的話〉開篇即說「一齣滑稽劇就此閉幕了﹗」而早在他1920年應北京《晨報》所聘到莫斯科採訪,「希望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而寫下《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滑稽劇早已上演。重讀二書中顛簸、陌生、黑暗的車廂與中蘇邊境一路所目睹的匱乏與彷徨,如何帶回中國變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心中的燈塔」?張歷君以傅柯的「異托邦想像」解讀固然精彩,但即使我們不懂傅柯,一個知識分子的戲何時上演,要如何落幕,永遠也是重要課題,也永不多餘。
〔原載2020年9月29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