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男神，有乜可能認得。尤其是右邊那一位萬人迷，竟演活了得翻半條人命的Dreyfus。〕
控訴的藝術
2019年波蘭斯基導演的《我控訴》（J’accuse）又名《軍官與間諜》（An Officer and a Spy），在威尼斯電影節獲評審團大獎又在法國凱撒獎獲最佳導演，主演的有男神級法國演員尚杜加丹與路易卡瑞——然而此片在香港上映之日大概仍遙遙無期。可能因為電影故事藍本「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的西方知識份子情懷與我們太遙遠，也可能波蘭斯基企圖以此洗白自己的意圖與我們太遙遠。但此片值得一看，左拉的〈我控訴〉值得一讀，我卻沒有懸念。
1894年，法國猶太年輕上尉Dreyfus因洩密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判終身流放魔鬼島，但後來發現案情審理草率，真相進一步披露，揭出法國政權在反猶情緒下的一連串誣告、偽造與暗殺行為。事件綿延至1906年德雷福斯始得平反，期間牽連大量知識份子的介入，包括寫下關鍵文章〈我控訴〉的左拉、極少參與政治卻在此次事件中組織簽名運動的作家普魯斯特，還有社會學家涂爾幹、畫家德加等，標誌著社會良心與國族尊嚴對決，「藍」、「紅」陣營正式成立。
「德雷福斯事件」一直是歷史學家的一項挑戰，相關著作即使未算汗牛充棟，它所牽出的當代知識份子的權力與道德網絡，政治參與的意識形態起落，極端陣營的形成以及「在野」與「參政」的抉擇，已大大超出了德雷福斯個人榮辱的層面。然而，無論是薩伊特在《知識份子論》序言中的提到此事對一代知識份子的模塑效果，或是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裏專章論述此事在反猶歷史中的意義，我必須坦白地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說一句︰有了二次大戰的事後孔明與百年間的檢討，誰還會不站在德雷福斯的一方？因此波蘭斯基拍攝《我控訴》的意圖，就從歷史的翻案，轉向為個人四十多年前性侵的辯解。
猶太裔的波蘭斯基出生於法國巴黎，1977年在加州因性侵13歲少女蓋梅爾被捕，其後潛逃歐洲，至今不再踏足美國。波蘭斯基的才華與影響力，以至受害人蓋梅爾與前情人的公開原諒與聲援，亦使事件與MeToo浪潮產生尷尬的波濤和衝突。為了國家的尊嚴與軍政的穩定，一個小小猶太軍官終生流放荒島真有那麼重要嗎？同樣，一個天才橫溢的導演畢生的藝術貢獻，會因半世紀前一次私密並已獲得原諒的性接觸而完全抹煞嗎？無論答案如何，波蘭斯基開拍《我控訴》的原因，可謂路人皆見。而觀眾的反應，結果似乎仍是不願賣賬。
大家的意見很清楚︰波蘭斯基不是德雷福斯。完。我對此一結論並無異議，也是肯定的，就如說「蘋果不是橙」，也是沒什麼好爭論的。但我仍傾向相信，導演不至於狂妄到把自己與德雷福斯之間畫上等號就算。電影《我控訴》呈現的與其說是徹查事件的情報處長皮卡特（Picquart）之正義，或是一次又一次被審訊與推翻的德雷福斯的冤屈，毋寧更是當時要支持此一「雞蛋」以抵抗「高牆」的艱難——如果你由始至終對拯救的對象其實並無好感，你會犯險救他嗎？（皮卡特曾任德雷福斯的教官，對這名學生的才能以至整體猶太人的才能並無另眼相看之處，但同時亦絕無歧視。）如果只須一個無辜的人默默無聞在荒島上渡其餘生，即可挽救國家政權的尊嚴以至令民族團結免於撕裂，我們是否應該行個方便？（電影中皮卡特不斷被質問︰「佢死佢事，非親非故，又關你咩事？」）左拉的〈我控訴〉誠為向權力慷慨陳詞的名篇，尤以收結的一連八個控訴最有氣勢，但其後左拉被判囚與流亡，又如何解釋？（電影裏一邊誦讀〈我控訴〉，一邊是群眾焚燒〈我控訴〉與高喊吊死左拉與叛國賊的呼聲。）
現實裏左拉沒等到德雷福斯平反的一天，電影中卻有皮卡特與德雷福斯恢復名譽與軍階，幾乎是「脫罩相見」式的勝利會面。但二人毫無激情，後者更向前者表示復職的軍階並不公平。皮卡特冷靜地拒絕了，德雷福斯轉身離開，二人終生未再見面。至於波蘭斯基，他的確沒有德雷福斯的冤情，甚至也沒有左拉挺身而出的清晰陳詞。但他對於「勝利」後的冷峻有覺悟，卻是肯定的。
〔原載2021年3月16日《明報》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