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贈書，我讀的《今天》都是靠BD你慨贈的，非常慚愧。
今期最後一篇〈十年觀察與思考後記〉，十分珍貴，珍貴在勇氣，在坦言忐忑（對一些事情，原來連忐忑也需要勇氣），在揭示今天我們活在一個多麼舒服的鐵屋裏，並且早已懶得吶喊。
「紅色恐怖」、「醜話說在前頭」，還有「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的弦外之音，無法不訝異，無法不悲傷︰「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當局，他們在鎮壓了學生以後，還是迫於輿論壓力，作了某些讓步，例如允許驗屍，允許學生和社會各界舉行『公祭』，表達民意，而在共產黨治下的六四，是完全不顧及輿論與民意的，不僅毀屍滅跡，連死難家屬表示痛苦的權利也被剝奪﹗」
民國時期，北洋、國民黨，我們曾經多麼輕易就在文學史裏嗤之以鼻的兩個名詞，但原來都比我們現在喜聞樂見、GDP增長近9%、形勢一片大好的中國，多一點點的民意與良知。
就是因為形勢大好。我們都不想心頭的墳。
能夠把研究做到成為生命的樞紐，是幸福也是痛苦的。〈十年觀察與思考後記〉讓我們再讀到《我的精神自傳》裏一句看似不屬於這個時代的話，非常簡單，非常淺白︰「我作為老師，卻沒有盡到保護學生的責任，儘管我無能為力，但我仍然不能擺脫內心的愧疚和不安，這至今仍是壓在我心上的墳。」先生您說「北大精神」已去，但我們都因為您才認識「北大精神」。
「錢理群，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1939年出生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在北京大學親歷反右運動；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個春秋，並寫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1948：天地玄黃》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後五年，又回歸中學和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六十八年的生命，和兩個空間——貴州與北京大學，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的聯繫，其主要聯結紐帶，則是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