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夕拾朝花.救救大人

〔這篇出街後三天,董生問有沒有迴響。我說,unfortunately,沒有。但事實上,我的寫法已說明我不是求什麼行動升級與聲援。我真心只想說,如今當作家難,當編輯更難。有些事需要說出來,更需要說出來以後,以最少程度的扞擾,讓事情朝著比較理想的方向,自行修正、復元。〕
救救大人

          事情就發生在上周專欄提及的那個「積累.傳承.創新:近三十年來香港問題研究與出版」研討會。出版社在會上回顧三聯在香港過半世紀的成績,從1948草創階段到近三十年的收穫深耕、轉型探索,老實說,不是不感動的。而會議上大家亦普遍認同,沒有文獻、作品及研究的出版,學術工作無從談起,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好了,會議尾聲,一貫美麗又認真的關詩珮跟我說,她的新作《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圖)已完成多次校對及排版,原定當日在會上送贈與會者的。惟因種種內容上的考慮,必須叫停。

          很難找到一個更諷刺的時刻來消化這消息,但我當時仍天真地想,叫停就是暫停,後隨的總是放行。不到一個月,收到她的電郵,清楚說明這部以「翻譯作為香港文學的方法」的學術專著,出版社因其內容涉及「六四」及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出版狀況而無法放行,並希望作者自行修改。作者幾經考慮後無法同意這「非學術」的修訂,最終在2018除夕決定在雙方無償無責下終止合作。此外由於她長年不在港,亦婉拒了朋友聯署聲援的建議,寧於另一出版社讓全書以原貌與讀者見面,事件算告一段落。

          關詩珮近年來學術成績有目共睹。《譯者與學者》從翻譯和知識角度切入千絲萬縷的大英香港殖民史;而《全球香港文學》則從中、英、日語的翻譯細讀個案以及香港文學在他國語言之間的流布現象,為時髦的Worlding Hong Kong Literature——姑且譯作「世界中」的香港文學——訂下其中一個堅實的討論基礎。至此我必須強調︰一、對於關詩珮而言,此事損失最大的肯定不是她,而是出版社。同樣內容以英文學術論文單篇發表對她的事業肯定更有益處,而今此書以原貌面世也只是時間問題。二、因此她絕對有資格及理由決斷地將此事告一段落,繼續專注學術工作,信守她的研究理念和價值。

但我相信此事仍然觸動我們的神經,非因我們對內地書籍審查制度一無所知,反而是我們一直對此審查的「例外理解」正式地動搖了︰一、香港作者在香港出版到底比較自由;二、客觀學術研究到底不受限制;三、文學性質到底有比較寬鬆的詮釋空間。錯、錯、錯,規則已經非常堅定地轉移了。如果此事真有聯署聲援,那些不得已在繁重的編務中仍要面對變幻莫測的審查,隨時得把即將付印的書稿叫停、扣查、重審、解約的編輯們,也許更需要聲援。

          小思老師曾著我閱讀一本叫《編輯是一門正在消逝的藝術》的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國編輯怎樣看待編輯工作〉提到編輯的三個角色︰多方搜尋好書以出版的「狩獵者」、細心閱讀並溫和地提出修改建議的「治療師」、在面對作者時代表出版社,在面對出版社時代表作者的「雙面人」。三個角色都是為了讓作者發揮最大潛力,清晰地表現他們的想法,再藉著出版來促進社會利益。

          當我們義憤填膺地要捍作者的創作空間時,我們如何看待那些熱情地獻身工作、富於同理心的專業編輯的空間呢?就像電影《筆羈天才》的名編Max Perkins,編輯的形象大都成熟穩重,經常手握紅筆與權力,作家則永遠像個天才橫溢的赤子。但這些「大人」編輯,就一定站在創作自由的對立面嗎?他們可不可以「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把作品「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呢?

          或曰今日的編輯面對出版萎縮的壓力已是如此嚴苛,還忍心要求他們為作者肩住黑暗的閘門嗎?我倒以為,正因為編輯的心血、品味和知識太過珍貴,就更不應在審查的「無形之手」中浪費殆盡。沒有編輯會希望與作者同病相憐地建構一個沉默的惡托邦,尤其是它未必存在﹗革命尚未失敗,編輯仍須努力思考︰一、如何憑專業判斷和細讀,勾劃出一本書出版要比不出版好的理據?二、如何在最保留原貌的情況下提出修訂意見,而非讓作者漫無目的地改寫?三、編輯不是消逝的藝術,更是「大人科學」,正在苦苦肩著黑暗閘門的編輯,或許還有?救救大人……

(原載2019年1月7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