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拾朝花．敵人的故事

〔「亞洲最佳」、亞洲電視、亞洲週刊……亞洲這兩個字，究竟出咗乜嘢事？〕

 

 本來不想在自家網址倒垃圾，但事情實在太奇詭，要立此存照。

敵人的故事

也許因為曾被譽為「亞洲最佳」（Asia’s finest），一本以亞洲為名的週刊把「香港警察」評選為「二零一九年度風雲人物」。家裏的人跟我說︰「你不要看了，徒添怒憤。」我能懶就懶，也就真的沒看。翌日顏先生貼文詳述這本雜誌的演化史，義正詞嚴，情理動人，我無法不親自看看讓前輩寫出絕交書的這根最後的稻草。一看之下，我的驚訝，只可以兩種方式呈現︰一、我真心懷疑雜誌網站被黑客惡搞了，太誇張了，是不是要找回紙本fact check再說？但網址來源是大學圖書館，應該屬實。於是，二、我的驚訝只能以照錄原文方式呈現︰

亞洲週刊將「香港警察」評選為「二零一九年度風雲人物」，因為在關鍵的時刻，他們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守衛香港的法治。他們是香港社會的「定海神針」，是香港市民福祉的「守護天使」。此際，香港正傳唱著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把「夜空中最亮的星」獻給香港警察。〔……〕他們以專業精神挺住，展現處變不驚的氣質。因而香港民間社會正湧動著把「香港警察」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努力。

夠了。我相信這開首一段足以呈現此篇報導如何與大部份香港人的常識處於一個「平行時空」之中。它的荒誕甚至是無須fact check的，內文強烈的矛盾完全可以把自身消解︰報導多方面提及警察近月來所受之壓迫，包括醫護人員、教師、校長、記者甚至大法官均參與了「仇警、辱警、黑警、咒警」，看後令人不禁疑問︰那先前說要把「夜空中最亮的星」獻給香港警察以及努力提名香港警察獲諾貝爾獎的「香港民間社會」，到底去了哪裏？結論只有兩個︰一、所謂「仇警、辱警、黑警、咒警」是抹黑。二、所謂獻星或提名諾獎是一場笑話。

        不要以為我主張只聽一面之詞。作為讀文學的人，我們一聽到「主流以外的故事」就精神。就如研究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論述，《平暴紀實》、《新時期最可愛的人——北京戒嚴部隊英雄錄》、《平息反革命暴亂（學習材料匯編）》以及《平暴英雄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英模事迹報告集》，這些材料我都會看，因為我相信那是完整的權力和人性面貌的一部份。問題是，我從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在一本面向亞洲的香港雜誌裏，讀到與以上幾本書極其相似的內容。

        報導太震撼了，令我非要得出一個「值回票價」的反思不可。有一經常被誤認為是齊澤克贊同實則是他引用來反對的名句，聽來情操非常崇高︰「所謂敵人，不過是你還未曾聆聽他的故事的人。」（An enemy is someone whose story you have not heard）但齊澤克總是反問，是否找出一兩段希特拉也曾雅好藝術或對小孩很友善的軼聞，就能否定他的邪惡？顯然不是。換言之，不假思索地一味傾聽所謂敵人的故事，絕非出路；寧可假定一切故事都帶有從自身出發的偏見，細意辨識其善惡與真假，而非貌似大愛地奢言「人人皆有故事/苦衷」。他批評漫無目的的自由主義時說得很清楚︰真正普世主義者並非主張無差別的包容與統一，而是為尋求真理而熱血奮鬥的人。（True universalists are not those who preach global tolerance of differences and all-encompassing unity, but those who engage in a passionate struggle for the assertion of the Truth which compels them.）

因此，不只講故事的人有道德責任，在聆聽或相信任何一個故事的時候，我們也有道德責任。其實我並不介意聽「警察故事」——說句大白話，他們以及他們身邊的人，都是香港市民——但起碼那個故事要能在邏輯世界中成立，它不能存在於一個既為所有香港市民歌頌愛戴，同時亦為所有香港市民仇恨抹黑的時空之中。一個恐怕連當權者也會覺得太過火的故事，對化解仇恨與偏見沒有幫助。所謂「光頭警長」因想到身為人父而不忍扣下板機，「他擎槍嚇退一群暴徒的英姿照片迅即在網絡廣傳」，這樣的描寫，實在對不起真正飽受迷茫衝擊的警隊及其家人。無論我們是否仍稱得上「亞洲最佳」，香港仍然值得擁有更理想的新聞自由與品格。亞細亞無罪，汝名何辜？「亞洲」二字，毋堪再辱。

〔原載2020年1月7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婚姻，或任何故事

〔電影海報靚成咁，黐線。LA 與 NY，的確是兩人仳離的原因，但更是兩種人生價值的終極浮面。戲中男女主角各自獻唱一曲，女的三重奏老土而酣暢，男的紐約酒吧唱Being Alive聽到我魂兮歸來……其實就是兩種永遠不能調和的生活象徵。愛得太深，始終很難搞。〕

婚姻，或任何故事

終結，是所有故事的起點。一年將盡，少不了大事回顧；一天將盡，少不了三省吾身；一生將盡，開始回憶。電影《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取名平實，全因敢於把婚姻故事由離婚說起。不是倒敘法，而是切切實實地把婚姻的真諦由離婚一刻展現。甫開場即聽到男女主角Adam Driver與Scarlett Johansson的深情畫外音︰「我愛妮可因為她時常讓人感覺舒服，即使處境尷尬」「我愛查理因為他無畏無懼，從不為別人意見所左右」「她開瓶子力大無窮，讓我覺得很性感」「他衣著得體，對男人而言這不簡單」「她跟孩子玩耍時，全心全意」「他是好爸爸，對所有麻煩甘之如飴」……這樣的夫妻也要分開？是的，以上內容原來都是應婚姻調解員要求而寫，意在重溫對方的一切，但妮可已不想重溫。

彷彿是對托爾斯泰名言的挑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以倒過來理解嗎？「幸福的家庭各有前因，不幸的家庭卻使我們感覺相近」？故事中的查理與妮可郎才女貌，丈夫是前衛劇場炙手可熱的導演，妻子曾是加州電視劇明星，二十出頭即結婚生子，加入丈夫的劇場一同在紐約打拚。十年過去，妻子獲得在加州接拍電視劇的機會，丈夫卻對此嗤之以鼻，或只想到演出酬金可用作支持自己劇團的資本。在同一工作範疇卻持有不同價值觀，大概是最難堪的結果，卻是凡人如你我都可以碰上的結果。《婚姻故事》的厲害之處，即在濫俗到底的激情、冷卻、競爭、背叛，此消彼長，分道揚鑣之中，看到人性完全自主，卻又無可抵抗地墮入孤獨深淵的宿命軌跡。

選擇在聖誕佳節與另一半看一齣離婚電影，驟看是九唔搭八，但我真誠感到十分浪漫和治癒。倒不是說要物傷其類，更不是說要沾沾自喜，而是我覺得這電影真的把一個關於婚姻的故事說好了。如何說好一個故事？這可是一個國家級任務的大問題。據說現在「把中國故事說好」已經取代「把國家唱好」，說好故事比硬銷大論述更重要。什麼是好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J. M. Coetzee與心理學家Arabella Kurtz合著的The Good Story: Exchanges on Truth, Fiction and Psychotherapy（好故事︰關於真實、虛構與精神治療的對話）頗有參考價值。

此書源於一個希望在文學身上學習心理治療的初衷，治療師去信著名小說家，希望可以討論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如何成為複雜人性之寶庫。而名作家也不是省油的燈，願意受訪之餘，亦同時希望挑戰心理學知識中有關真實、虛構、記憶、壓抑以至療癒的定義，把文學作品中的種種世相與心理學林林總總的案例的距離拉近。大半年的訪談，二百頁的討論，並沒有談出一個「好故事」的公式，卻讓我們更深入、全方位地了解什麼是一個「好故事」︰好與真是否一樣？好是相對於誰人的好？真又是相對於什麼的真？真的故事是否一定動聽？外在真實與內在真實如何區分？一個人的真相是否等於集體的真相？誠與真有分別嗎？人能否誠實地表現自己的虛偽？或在連串的假象中看到真實的自己？

兩位作者引用Dostoevsky與Sebald等名作，再加上各自的文學成就與學術水平，此書可說相當具說服力，清楚展示出一個好故事，實在超級複雜，有時連國家工程也未必打造得來。《婚姻故事》沒有對我的婚姻帶來什麼治癒的效果——戲中展示離婚成本之巨大，倒是很長見識——卻仍然教我熱淚盈眶︰它為近來非黑即白的世界打開一扇窗，夫妻二人實在難言錯對；它告訴我們痛苦皆因在乎，夫婦、孩子、調解員、律師、調查員也各有角色與付出；它告還透露了一個最淒美的好故事方程式︰「好地地 + 想更好 + 不妥協 = 回不去了」。查理與妮可本可以「好地地」在紐約生活下去，但其中一方覺得不應如此，結果卻發現了如美國東西岸般迥異的價值一直橫亙在二人之間，由是片末所見的彼此關心與無盡的愛，更見無解。2019年，我們對這個城市的愛，同樣無解，同樣揪心。惟願我們都明白，分開包含了解與在乎；故事終結處往往是重生。

〔原載2019年12月31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李子柒與桑伯格

〔就算我粗鄙一次吧，身為港女，看到視頻背景裏那些大大隻的「柒」字，怎能不一臉壞笑……〕

 李子柒與桑伯格 

       從群組收到「李子柒」視頻那天，剛好《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出爐，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榮登封面——香港抗爭者則贏得網上票選首名，風起雲湧的一年，算有個交代——李子柒、桑伯格、抗爭者，百分百的風、馬、牛，但偏偏在我腦中相及得很。

       四川女子李子柒面目姣好身姿玲瓏，一時穿上秋菊打官司式的棉衣棉褲，在鳥鳴聲中採蔬果製美食；一時穿上葡萄仙子古裝，以葡萄皮染布裁衣、以桃花釀酒；有時又穿一身開襟唐裝，自家製作紙筆墨硯。這一切都拍攝成專業視頻，點擊率上千萬，粉絲數以百萬計。「李子柒旗艦店」進軍淘寶，辣醬、麵線、蔘蜜、藕粉、花茶，不在話下。

       瑞典女孩桑伯格八歲那年始識地球暖化，深感憂慮，自行翻查資料，越發覺得環境危在旦夕而人們視而不見，十分不對勁。2018年，15歲的她帶著一塊寫上Skolstrejk för klimatet（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 為氣候罷課）的紙板，坐在瑞典國會大樓外，聲言直至大人們真正聆聽科學家的聲音，對暖化問題有實則行動才罷休。自此一石激起千重浪，全球響應人士，亦以千萬計。

       李子柒的視頻據聞讓外國人反覆欣賞再三，感嘆中國有如此心靈手巧的女子，歲月靜好、豐衣足食，甚至有人直言全球五百多所孔子學院，還比不上一個李子柒的文化輸出。桑伯格自言有亞氏保加症，溝通與社交障礙卻成為她無懼世俗、特立獨行的性格支柱。今年九月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以一連串 ‘how dare you!’ 痛批各國領袖口惠不實，媒體直以她為現代聖女貞德。

       自然，仙女與貞德都只應天上有。李子柒視頻吐糟不勝枚舉，例如小小園子完全違反不時不食，春寒料峭可以一邊烤栗子一邊摘芒果做芒果乾；還有旗下出品物非所值質量一般，那就不去說了。眾多質疑中，藝術系的楊師母畢竟最權威︰「造紙、筆、墨、硯講求的是畢生工藝，不是隨隨便便採點羊毛就可以去造筆的」；小思老師則最明察秋毫︰「知道什麼叫『火屎』嗎？哪有人穿一身雪白衣在柴火前爆米花？」總之圖景之外種種不合邏輯，頗叫人尷尬分神。桑伯格亦不能幸免，她勸世人少坐飛機而發起的flight shame（搭機羞愧），知易行難，即使她身體力行乘坐帆船到紐約參加氣候峰會，也被批評船隻其實由柴油發動、相關工作人員到頭來也要乘坐飛機到美國把船開回歐洲等。還有各種新聞照上出現在她周圍的膠水樽、即棄食具，全都被放到顯微鏡下檢視。

       由是我想到，其實要把一種生活態度或信念高度濃縮、強化，再推廣、表現出來，本身就是一項非常不環保的事。因為那必須經過大量的剪裁、篩選、剪接、演出，過程肯定產生大量物力與精神上的浪費。但同時，建立一個文化偶像以推廣一種生活態度或信念，若是成功，又可以是非常的經濟或「環保」的一件事。在這個意義上，李子柒與桑伯格同一。

但就當我受桑伯格影響吧，李子柒視頻終究令我有一種「很不環保」之感。那不只是說她收藏零食時不必要地用上大量膠袋或糖紙，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浪費」︰一個妙齡女子終日為製作各種零嘴或不合格的文房玩意而奔忙，算是一種怎樣「豐盛」的人生？視頻中有一個相依為命的婆婆，那些收納過剩的牛肉乾、芒果乾、瓜子、蛋卷、冰糖葫蘆，李子柒一個人吃得了嗎？婆孫間的互動也極為尷尬，例如讓婆婆吃極不合老人脾胃的生甘藍芒果蛋卷筒（？﹗），又或是在年夜大餐裏做一桌子二人肯定吃不下的菜，再奇怪地讓婆婆從李子柒手中接過一個紅包（？﹗）這顛倒的禮節，看不見孝心，卻有一種藏得極深的沾沾自喜。李子柒看來勤快溫婉，讓人留言「娶妻當如李子柒」，但我只見她整天忙進忙出，卻與那位婆婆幾乎不交一語。那種屯積與過盛的虛空，或不合格又急於輸出的粗心，與某種富國崛起的想像隱然相通。世間需要更多沉默可人的李子柒，還是一臉不爽的桑伯格？是個人選擇。但更重要的或許是︰我們可以兩個都不選﹗不靠神仙聖女，想要什麼生活與信念，靠自己。

〔原載2019年12月24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檔案狂熱

〔對我來說，檔案最令人狂熱之處，是你永遠不知道一條資料會把你帶到哪裏去。例如這次，就引到愛倫坡去。那迷人的《黑鴉》啊，優雅非凡——但貼圖是一張心理測驗。你有無病？:)〕

檔案狂熱

斯諾登自傳《永久檔案》（Permanent Record）出版，其揭發美國政府濫權監聽十七億筆通訊資料的經過，當然遠不及那十七億筆通訊資料震撼人心。檔案的爆炸性，往往在其自身，並且必然在解密一刻才見威力。否則檔案局的形象永遠是那麼反高潮︰塵封、龐大、系統分類，重門深鎖。此中落差，又如何不令人想起解構主義大師達里德（Jacques Derrida）的Archive Fever（檔案狂熱）？這是一本很困難的小書，每次重讀都想擲書狂吼。那是1994年一篇研討會演講記錄，大會主題是Memory: The Question of the Archives（記憶︰有關檔案的問題），屬達里德晚年作品，因此行文隨心所欲又踰矩，由Archive一詞的語源學一路殺入佛洛伊德心理分析與檔案學的關係，再從檔案自我消解性，證出檔案之病理學，思路與用語主觀而神秘。如果迷戀檔案是一場病，大概反複重讀本書也是。

《檔案狂熱》令人自虐再三，在我看來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它清楚地從語源學上點出檔案「原初」（commencement）與「權威」（commandment）的本質；二、也清楚地點出檔案種種矛盾和缺憾，包括世上無完美檔案/檔案若完美就無人想看；檔案要抵抗遺忘/若無遺忘就無檔案；檔案意味客觀無語/檔案的建立與存在最是說明有話要說；檔案意味秘密/檔案總有一天公諸於世……秘密，到底是寫下來比較安全，還是銷毀比較安全？

看大師的作品看得頭昏腦脹，最佳的報復方法，就是時間，動用後見之明。1995年出版的《檔案狂熱》的書介說達里德預告了電子資訊時代帶來之重大挑戰與轉變，而大師所說的例子竟然就是︰E-mails! 電郵﹗換言之電郵之快速傳輸、妥善編年與無限複製與儲存的可能，當年對大師十分震撼。然而好歹那已經是1995年，最尖端的數位革命一定不是電郵。因此早已有論者客氣點出，此文的重點不在數位化的預告，又或是更有建設性地認為，重視電郵正正說明達里德「書寫至上」的觀念，與他自己在文中質疑佛洛伊德依賴記錄病人精神狀況的筆記簿一樣，都是把書寫凌駕於影像、聲音、物件與精神等證明。

另一種後見之明，是感謝各種解讀《檔案狂熱》的後來者，用不同的例子闡釋與應用當中理論，當中自然是文學例子最受我歡迎。例如學者Richard Rand曾提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說〈一桶阿蒙蒂阿度酒〉（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最能體現「檔案狂熱」精髓。這篇恐怖大師的經典一向公認技法完美，無一細節與最終的「效果」無關。故事有關一場「完美的謀殺」，完美在於敘述者正是殺人者，並且是殺人後五十年的憶述﹗那種事過境遷的安然，與秘密無縫密封的自信，與一個成功的檔案管理人多麼相似。但難道檔案狂熱者就是一個謀殺者？還是死者才是投身檔案不能自拔的人？

謀殺源於一場復仇，敘事者蒙特雷索說他受不了福度納托（Fortunato，幸運之意）多番傷害與侮辱，決意有仇必報，看準在狂歡節讓喝得醉醺醺的仇人到自己家地窖去品鑒名酒Amontillado。仇人穿著鮮艷的小丑裝，帽上還掛著鈴鐺，沾沾自喜地要替敘事者把假酒嚐出來。地窖裏同時埋有蒙特雷索家族先人的遺骨，二人一邊深入一邊還向前人開酒致敬，為健康乾杯，期間還談到敘事者的家徽就是一隻金卻踏著一條咬著其後跟的毒蛇，意謂「有仇必報」。來到地窖的盡頭，醉得不及反應的福度納托被牆上的鐵索緊鎖，然後敘事者就在他面前拿起灰泥與磚堆起一度牆。牆後覺醒的慘叫與帽上可笑的鈴聲漸次微弱，蒙特雷索說出著名的收結句︰半世紀以來，沒有人來打擾這些骸骨，願死者安息﹗——小說敘事者到底要把秘密封存，還是要透過小說解封？從來沒出現過的「一桶阿蒙蒂阿度酒」是否就是一切檔案中子虛烏有的「主題」？檔案可以為福可以為禍，端看你站在牆的哪一邊﹗每天都讀到也製造檔案的我們，新聞裏不斷建立又銷毀檔案的掌權者，都不應錯過此小說的多重解讀。最想人知道與最不想人知道的事，往往就我們最脆弱的地方。 

〔原載2019年12月17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