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拾朝花．度身訂情書

 〔呢篇出街見報時寫錯了《存在與時間》的作者是康德，非常樣衰，要董生提醒至知。可見「黃念欣文學公司」，還是不開也罷。:p 直播當天，倒是十分歡樂。〕

度身訂情書

 文學館推出「度身訂書」服務，用家先回答一系列心理測驗問題，得出你的靈魂伴侶作家是誰，帶著答案支付港幣300元，就會收到由專業選書團隊精心配對的書籍一本。要我參加這個活動第一個困難是怕收到的書與家中的書重複，但訂書表格有備註一欄，例如我就可以填上︰「我已有董啟章全集，請不要選這個作者，以免重複。」算是貼心，二話不說，課金300，耐心等配書。

 可能依然有人覺得，網上買書，或走進實體書店，天大地大，任心閒逛，為何偏要盲婚啞嫁，等專家發落呢？我倒覺得，正正是婚姻大事要自由，但看書大事倒不妨三心兩意，立立雜雜意見多多益善，廣開書路總有著數。然而讓我想玩「度身訂書」的最大原因，就是它勾起了我小時候「用文學賺錢」的未竟大志。大學時期眼見情人節前夕有人費煞苦心儲錢買名牌袋或首飾，次一級的牌子還怕出不了手，結果傾家蕩產只能買個匙扣或名片套。何苦不送書呢？

走進任何一間書店大聲一呼「同我攞最貴的一本書出來﹗」都不會太傷荷包。有深度一點的「同我攞最深的一本書出來﹗」或「最厚的」、「最多人買的」、「最少人知道的」……甚麼豪邁的要求，比起買名牌應該都對付得了。說到名牌，從Alexievich到Zweig，全部都可以比Fendi、Prada更舶來、更神秘、更激動人心。書價不貴，但送書最貴是知識和心意，要花時間把這本書的靈魂勾出來成為獨一無二的禮物，你還需要一封情書導讀一下。這時候，「黃念欣文學公司」（是的，就是這個名）的「代寫情書」及「代購情之書」服務幫到你。

把情書出版的現代作家不少，但真正靠情書長年抗戰逆轉勝，首推「打獵要打獅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的沈從文。整部《湘行散記》的寫情書精髓就是一句話︰「我一個人在船上，看什麼總想到你。」所謂「度身訂情書」，以書為禮的計劃，也是本著這個精神。反正我這公司三十年前開不成，三十年後不妨把商業秘密變成公共財，舉些例子大家討論討論吧。

首先，不要覺得只有名著或幀裝華美的書才可以變成禮物。我曾經自詡給我任何一本書，只要配上一封合適的情書，都可以成為打動人的禮物。有人就問一本過期中三地理教科書如何成為情人節表白禮物，我就說這太容易了——「XX︰昨天走過旺角看到這本舊書，正是我中三時候所用的版本。我忽然想到，如果我們在中學已認識，你會是怎樣的一位好同學，我又會怎樣希望座位會排在你旁邊。不知為什麼，到現在我還記得所有雲的名字︰捲雲Cirrus、雨層雲Nimbostratus、積雲Cumulus，大概美麗的事物總比較容易記住……」bla bla bla，最後再約行山食飯睇戲都可以，到時只要抬頭看天就不怕沒話題。當然，你可以懷疑收信者會否睇到「一舊雲」，真正服務會需要客人提供多一點背景。服務費用也是誠意之一，情書連禮物，盛惠原書價的20倍，非常良心。

又當然，入門級別不用這樣挑戰舊教科書的。最穩陣的靚靚美書首推企鵝布包經典系列（Penguin Clothbound Classics），給注重外表的時裝精情人，可送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然後說「我覺得這跟你的Barbour英國防水打蠟外套合襯極了，拿在手上十分有型。」或者送Sense and Sensibility說「看見這本書無法不想起你那天穿著的白色純棉千層裙及盤髮。」主題、封面隨意mix and match，時有驚喜但肯定不失優雅。內容也不妨大膽混搭，表白者可以送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有你在我身邊，我想連這樣的書我也可以快樂地靜心看下去。」感情未穩固的可以送Saramago重寫舊約聖經的小說Cain「天地不仁，但書中阿當夏娃老夫老妻的模樣令我非常嚮往。」不怕太寫實的話，換上楊絳的《我們仨》也可以。做錯事希望挽回的話就找一本聶魯達的情詩集「現在我天天看這書來折磨自己，想我錯過的到底有多美好。」蹩腳的詩集完全也可以，對白一樣，只省去後半句即可……你或會說，如此世代，誰還有心思情情塔塔？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如此世代，堅實的感情，才是你最靠譜的投資。

〔原載2021年3月30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魯迅與疫苗

 〔疫苗的經驗越公開，越能接近真貌——我打完第一針BioNTech，針口有痛，也非常、非常疲倦，一星期內睡了三天午覺，之後也有少許骨痛——結論是與疫苗說明中的副作用相同。也真想知道魯迅會不會打科興。〕

魯迅與疫苗

          復必泰疫苗英文名稱BioNTech，我一直理解為Bio-N-Tech，即Biology and Technology（生物與科技）的簡稱，直至醫護人員跟我確認接種疫苗名稱時我才知道藥名唸起來像 ‘Beyond Tech’。正所謂「名從主人」，何況藥名，我當然沒有異議。又正所謂「快過打針」，轉眼我已坐在光潔明亮的中文大學醫院休息區內，不無做作地打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的一篇〈我的種痘〉，邊讀邊笑，邊讀邊想︰如果魯迅生在今天，這位棄醫從文的青年導師與精神領袖會怎樣打疫苗？長期體弱又多抽煙的他會否被大家勸阻？痛陳庸醫害人尊重科學進步的他又會否不願被大家勸阻？可以肯定的是，魯迅在這篇情、理、幽玄之美兼備的散文裏，早預告這是一個「超越科技」的問題，一點不錯，It’s Beyond Tech。

           〈我的種痘〉所說的種痘，就是對抗天花的疫苗。據魯迅所言，古來種痘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淡然忘之，請痘神隨時隨意種上去」，亦即聽天由命，真染上了就請個醫生，拜拜菩薩，「死掉的雖然多，但活的也有」，盡見魯迅之冷峻，但不理會也是處理方法之一種，仍頗有啟悟。第二種是「將痘痂研成細末，給孩子由鼻孔裏吸進去」，發的痘數很少，所以沒有危險，是中國古法，但在病癒者身上取得抗體的道理仍是非常科學。魯迅說是在明末發明的，注釋補充說始於宋代，至明朝隆慶年更有痘疹專科，清代《痘科金鏡賦集解》有載。

           至於第三種是「牛痘」，因來自西方所以又是「洋痘」，比第二種的「人痘」安全，因為不會真的感染天花。但當年在中國推行頗費周章，事實上在英國連「免疫學之父」詹納醫生都說服不了太太安心讓兒子接種。但總之，魯迅二、三歲時所種，就是「洋痘」。把施種牛痘局的醫師請到家裏來，魯迅坐在父親的懷裏，沒有什麼記憶地接受了「痘漿」（疫苗），然後被醫官讚乖，父親也送了兩個玩具作獎勵，一個是「兩耳自擊」的「鼗鼓」，一個是讓他十分鍾愛的萬花筒。可是好奇心讓魯迅把萬花筒拆開——相信這幾乎是所有玩過萬花筒的人都有過的經驗——最後只得一地通草絲、五色碎片、稜鏡與撕開的紙皮筒。

           魯迅到二十多歲在日本留學時才接種第二、三次疫苗，然後是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時因天花流行，校醫建議種痘。魯迅開宗明義說「我是一向煽動人們種痘的」，因為「一個好好的人，明明有妥當的方法，却偏要使細菌到自己的身體裏來繁殖一通，我實在以爲未免太近於固執」，於是「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爲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群衆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裏來。」這段寫得滑稽，我知好戲來了。

           「雖是春天，北京却還未暖和的，脫去衣服，點上四粒痘漿，又趕緊穿上衣服，也很費一點時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轉臉去看時，我的青年軍已經溜得一個也沒有了。」看到這裏我幾乎在寧靜的休息區哈哈大笑出來，好在還壓得下去，不然副作用又添一項「失控大笑」。但魯迅並未就此收手，他說為他接種的校醫「雖是無政府主義者，博愛主義者，然而托他醫病，卻是不能十分穩妥的」，可見思想前衛的人醫術不一定靠普，但最終牛痘沒發，算是個了結。

           最後說到帶六個月的兒子種痘，待他長大一點補回一個獎勵，不錯，就是個萬花筒。兒子有乃父之風，把萬花筒拆開，竟發現萬花筒的手工更不比當年，稜鏡漆成黑色，玻璃片也不夠輕盈，完全看不出萬花。文章收結道︰「整整的五十年，從地球年齡來計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從人類歷史上說，卻已經是半世紀，柔石丁玲〔當時誤傳丁玲遇害〕他們，就活不到這麼久。我幸而居然經歷過了，我從這經歷，知道了種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紀有些進步，然而萬花筒的做法，卻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如此收結，看似離題，卻非常人性化︰任時代如何變得粗糙、荒謬、滑稽，有些事情仍在進步中，生命仍然值得珍惜。比起機械地重複疫苗與死亡「無關」，魯迅〈我的種痘〉遠為療癒。

〔原載2021年3月23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控訴的藝術

 〔兩大男神，有乜可能認得。尤其是右邊那一位萬人迷，竟演活了得翻半條人命的Dreyfus。〕

控訴的藝術

 2019年波蘭斯基導演的《我控訴》（J’accuse）又名《軍官與間諜》（An Officer and a Spy），在威尼斯電影節獲評審團大獎又在法國凱撒獎獲最佳導演，主演的有男神級法國演員尚杜加丹與路易卡瑞——然而此片在香港上映之日大概仍遙遙無期。可能因為電影故事藍本「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的西方知識份子情懷與我們太遙遠，也可能波蘭斯基企圖以此洗白自己的意圖與我們太遙遠。但此片值得一看，左拉的〈我控訴〉值得一讀，我卻沒有懸念。

1894年，法國猶太年輕上尉Dreyfus因洩密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判終身流放魔鬼島，但後來發現案情審理草率，真相進一步披露，揭出法國政權在反猶情緒下的一連串誣告、偽造與暗殺行為。事件綿延至1906年德雷福斯始得平反，期間牽連大量知識份子的介入，包括寫下關鍵文章〈我控訴〉的左拉、極少參與政治卻在此次事件中組織簽名運動的作家普魯斯特，還有社會學家涂爾幹、畫家德加等，標誌著社會良心與國族尊嚴對決，「藍」、「紅」陣營正式成立。

「德雷福斯事件」一直是歷史學家的一項挑戰，相關著作即使未算汗牛充棟，它所牽出的當代知識份子的權力與道德網絡，政治參與的意識形態起落，極端陣營的形成以及「在野」與「參政」的抉擇，已大大超出了德雷福斯個人榮辱的層面。然而，無論是薩伊特在《知識份子論》序言中的提到此事對一代知識份子的模塑效果，或是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裏專章論述此事在反猶歷史中的意義，我必須坦白地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說一句︰有了二次大戰的事後孔明與百年間的檢討，誰還會不站在德雷福斯的一方？因此波蘭斯基拍攝《我控訴》的意圖，就從歷史的翻案，轉向為個人四十多年前性侵的辯解。

 猶太裔的波蘭斯基出生於法國巴黎，1977年在加州因性侵13歲少女蓋梅爾被捕，其後潛逃歐洲，至今不再踏足美國。波蘭斯基的才華與影響力，以至受害人蓋梅爾與前情人的公開原諒與聲援，亦使事件與MeToo浪潮產生尷尬的波濤和衝突。為了國家的尊嚴與軍政的穩定，一個小小猶太軍官終生流放荒島真有那麼重要嗎？同樣，一個天才橫溢的導演畢生的藝術貢獻，會因半世紀前一次私密並已獲得原諒的性接觸而完全抹煞嗎？無論答案如何，波蘭斯基開拍《我控訴》的原因，可謂路人皆見。而觀眾的反應，結果似乎仍是不願賣賬。

大家的意見很清楚︰波蘭斯基不是德雷福斯。完。我對此一結論並無異議，也是肯定的，就如說「蘋果不是橙」，也是沒什麼好爭論的。但我仍傾向相信，導演不至於狂妄到把自己與德雷福斯之間畫上等號就算。電影《我控訴》呈現的與其說是徹查事件的情報處長皮卡特（Picquart）之正義，或是一次又一次被審訊與推翻的德雷福斯的冤屈，毋寧更是當時要支持此一「雞蛋」以抵抗「高牆」的艱難——如果你由始至終對拯救的對象其實並無好感，你會犯險救他嗎？（皮卡特曾任德雷福斯的教官，對這名學生的才能以至整體猶太人的才能並無另眼相看之處，但同時亦絕無歧視。）如果只須一個無辜的人默默無聞在荒島上渡其餘生，即可挽救國家政權的尊嚴以至令民族團結免於撕裂，我們是否應該行個方便？（電影中皮卡特不斷被質問︰「佢死佢事，非親非故，又關你咩事？」）左拉的〈我控訴〉誠為向權力慷慨陳詞的名篇，尤以收結的一連八個控訴最有氣勢，但其後左拉被判囚與流亡，又如何解釋？（電影裏一邊誦讀〈我控訴〉，一邊是群眾焚燒〈我控訴〉與高喊吊死左拉與叛國賊的呼聲。）

           現實裏左拉沒等到德雷福斯平反的一天，電影中卻有皮卡特與德雷福斯恢復名譽與軍階，幾乎是「脫罩相見」式的勝利會面。但二人毫無激情，後者更向前者表示復職的軍階並不公平。皮卡特冷靜地拒絕了，德雷福斯轉身離開，二人終生未再見面。至於波蘭斯基，他的確沒有德雷福斯的冤情，甚至也沒有左拉挺身而出的清晰陳詞。但他對於「勝利」後的冷峻有覺悟，卻是肯定的。

〔原載2021年3月16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