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拾朝花．神聖的白票

〔這裏清楚看見，《看見》（Seeing）的葡文原書名，是 Essay on Lucidity，關於清晰的感想，與《盲目》（Blindness）的 Essay on Blindness 巧成一對。書名改得這樣有型，還有什麼可說。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說，其實都是「essay(s) on」，都是散文、隨感錄，有話要說。〕

再奉送西班牙版封面

神聖的白票 

一場選舉，誰是真正大多數？勝利一方？落敗一方？當權政府？還是所謂「今天的勝利屬於人民」的所有投票者？恐怕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沒有投票的人，一定較投票的人多。這些「大多數」可不是「沉默的」。已有不少研究顯示︰政府太爛，或太好；選民學歷太高，或太低；選舉被操控，或沒有被操控；所支持的候選人必勝，或必敗；甚至票站太遠，或太方便——同時都可導至投票率偏低。「不投票」的雜音太多太多，但肯定一點都不是「沉默的」。

近來連藝人呼籲「登記做選民」都會在內地被封殺，促使我們更覺得一票不能少。有人甚至曉之以歷史大義︰想想女性、黑人爭取投票之路如何血流成河，你又怎忍心不去投票？誠然。但歷史同樣告訴我們，那些得票率90%以上的領袖，或聲稱投票率接近100%的國家，都是極權的結果，同樣血流成河。

是以「沒投票」、「不投票」，或廣義而言「沒有投出有效的一票」，是民主社會必須存在的一個選項。這個選項的技術分類更多，所展現的「光譜」更複雜︰未達年齡或定居年期而未能成為選民的、已符合條件但沒有登記為選民的、登記了選民但沒有往票站投票的、登記成為選民再往票站卻投下廢票的，以及在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小說《看見》（英譯Seeing）中最神秘莫測的一種結果︰合資格的選民，投票日投下一張張白票，結果佔總投票率83%﹗

這就是幾乎令我想移民葡萄牙的小說家﹗1998年的《盲目》（Blindness）誠然精彩絕倫，寫不知名的城市突然陷入白茫茫一片的盲疾，怪異的疫症迅速擴散，無人道的隔離與人性醜惡瞬間創造了人間地獄。小說中只有一位「醫生的妻子」沒有失明，默默承受著比失明者更多的恐懼與絕望。最後被隔離者突圍，駭然發現原來外面的世界早已失控，到處都是張著兩手的盲目漫遊者，在城市裏遊盪、覓食或意外跌死。這時候，人們的視力竟奇跡地恢復起來……

《看見》所寫就是這個曾經為盲症所襲的城市，時間就在四年之後。在一個滂沱大雨的全國地區選舉日，整天幾乎無人往票站投票，官員一片愁雲慘霧。直至下午四時正，選民突然傾巢而出，投票率達100%。正當政府要高度表揚市民履行公民責任的情操，卻同時發現，75%都是空白的選票。憤怒又困惑的政府決定一星期後重選。這次是個大晴天，人潮沒有在特定時間出現，但結果相似——甚至可說更上層樓——投票率依然是100%，只是空白選票佔83%﹗

雖然沒有任何違法行為，但右翼政府馬上把投白票定性為對民主的突襲。選民守口如瓶，是以政府更覺得除了外國勢力與無政府主義者搞局以外，一定還有別的陰謀在進行中。但強制市民供出投票內容是犯法的，政府無計可施，惟有聲稱這些投白票者（blankers）是恐怖份子，甚至放置炸彈、製造死傷，最後更宣告棄城，讓官員帶著軍警離開，以圖民意逆轉，重投父權統治的懷抱。

結果很滑稽。無政府狀態下的城市風平浪靜，生活如常。反而棄城的人因無法證明自己是那17%的投票者而被迫折返，還要城中的投白票者幫忙把東西運返家園。寫到這裏，讀者大概都感受到一陣反烏托邦小說的烏托邦意味︰民主投票畢竟是有用的﹗即使是白票也有革命性的作用﹗逼得政府出走就是勝利的好結果﹗連頭腦辯證顛覆的哲學家齊澤克都不禁讚歎︰這是否定的革命﹗

就這樣？小說的叛逆就是如此一場狂想？有看過或即將要看這部小說的，我都不想剥奪你重溫或發現的樂趣。但我們仍必然會記得，小說後半講述政府要把四年前的白盲症與白票事件連上關係，在連場的監控與盤問仍不得要領之下，四年前的好人，將會在善良與清白之中，遭受無情的狙擊。現實中的白票、鐵票、含淚票，各有專家分析，戰略意義，毋庸文人置喙。但文學中的白票，非關輸贏、藍黃，甚至黑白。文學本身就是一張白票，在最熱熾慶賀或悲傷之時，總是投下不合時宜或有待解讀的一片空白，留待各種人性銘刻其上。

〔原載2019年12月3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警察這一輩子

〔石揮，無得彈。〕

警察這一輩子

不到一個月，我又到台北了。董生在台師大開會，我罕有地沒有帶著什麼任務悠晃，原來真有點不一樣。但此時此刻的所謂悠晃，腳步所至，心之所至，又跟往日不一樣。例如新生南路上的紫藤廬，台灣自由主義的搖籃，殷海光等於一室之內月旦政權之地；因怕歷史之隔閡與沉重，因怕精緻化茶藝館的雅不可耐，好幾次經過也沒敢進去。這次竟很自然地進去點一份便餐，還打開手機把〈人生之體驗〉看一遍。下午與董生會合，大家都沒有什麼異議下，就到了二二八紀念館，門外有悼念周梓樂同學的鮮花與洋燭，館內有濟州四．三事件的展覽，軍警、鎮壓、平民、犧牲，巨輪一樣的歷史，一下子又接上了。

二二八、四三、六四、七二一、八三一，密碼一樣的戒嚴與禁忌，大大小小的歷史與傷痛，原來世界上一點都不缺。但記得碧雲說過，在大歷史以外，她的小說有一種角色，叫做「歷史的跑腿」，可能是買辦、可能是小兵（啊，令人笑到流淚的《好兵帥克》），甚至是一個翻譯或小官。關於歷史的跑腿，似乎是文學家踵事增華的事，但沒有這些跑腿，歷史有時還真不會誕生。例如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不就是天馬茶房前緝捕私煙手法暴力和不公，令積累的民憤爆發？雖說事件遠因牽連甚廣，但前線執法人員的操手確在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沒錯，有一種歷史的跑腿，最近天天在形塑著香港的歷史，就是警察。

最近「警察」這個詞，好像漸漸為「前線執法人員」或集體的「警隊」、「警方」，以至強調專業的「防暴警察」所取代，一個單獨存在面目清晰的警察形象漸漸消失。英文有policing（警務）一詞，與law enforcement（執法）原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謂執法者，顧名思義比較硬性跟循法規，重視法律條文本身而非其背後的精神，看事情的結果而非因由。而執行警務的警察，則是透過社區服務與排解糾紛以減少罪行，與民眾站在一線打擊罪案，不錯，就是《警訊》裏的世界。這個有關警察職權的定義今天聽來不切實際，但在不到二百年的警察歷史之中，羅拔．卑利爵士（Sir Robert Peel）提出的九項好警察原則（Nine Peelian Principles）中，早已多番提及警察須以防治為本、取信於民眾、在各種遊說方法無效以後才採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不偏不倚免受大眾左右（這可圈可點）、緊記警察也是大眾之一，以及警隊成功在案件之少而不在多。

如是我好像忽然讀懂，老舍的〈我這一輩子〉。

〈我這一輩子〉名氣不如《駱駝祥子》，但一直是我十分喜愛的一個中篇，石揮所演1950年電影版，雖然政治包袱甚多，但那個一輩子逃避當巡警，但又偏偏當上了，並且越加賣力希望當個好巡警，結果暗黑勢力不饒人，令兒子、女婿都當上巡警而一同跌入破落生活之深淵之矛盾，石揮演得出神入化。而小說中就是這麼令人傷心的一句：「在我這一輩子里，我仿佛是走著下坡路，收不住腳。心里越盼著天下太平，身子越往下出溜。」電影中有個短暫的快樂時刻，就是「我」當巡警最一帆風順，自我感覺最有用之時，就是走到人群中排難解紛。的確，警察最神聖而有用的一刻，是制止暴力，而不是行使暴力。

〈我這一輩子〉不是一個典型的「警察故事」，開場花了很長篇幅先寫「我」出身寒苦但如何憑一門裱糊紥作手藝活得體面可靠，過上了不錯的年青日子。裱糊要頭腦靈活，善與人溝通，巧妙地暗示「我」原本是當一個好警察的材料。但那只是太平盛世裏的好警察，正如裱糊匠也會因時代而沒落。一個不太平盛世時期的好警察可以怎樣？剛當上巡警的「我」在辮子兵打砸搶以後呆望著到處燃起的火光曾經讚嘆過「說句該挨嘴巴的話，火是真好看！」老舍花上近千字描寫這些大火，而凝視火光猶如凝視暴力，「我」也即將面對前所未有的一種職業，與站在民眾一線的非軍人執法者。但最終，尤如當初亮堂好看的火光，「我這一輩子」一片灰燼；腐敗的制度一日存在，巡警豈能獨善其身。 

〔原載2019年11月26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中大開放日」

〔所謂中大係考入去，唔係攻入去；所謂保衛戰、二號橋、香港早晨、黎明來到……忽爾又好遠了。14度的天氣，冷靜的校園，比較親近。好想在冬日，走一遍。〕

「中大開放日」

中大歷劫一周，校園設施損毀，參與者身心受傷；大學仝人情感面臨重大考驗，道德危機仍未解除。多年以來，我們總是感銘創校先哲留下種種中大精神，不論是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還是崇高惟博愛，止於至善，這些校訓背後的社會責任，從來未有如此尖銳而巨大地投向我們。今年中大本科入學資訊日因事取消，沒想到這個十一月卻為全港帶來了一個真正的「中大開放日」。

校園成了抗爭版圖上的咽喉之地，大家明白且第一時間斡旋希望把傷害減至最少；談判明顯不對等且條件未成熟，校方仍覺得何妨一試；催淚彈向著毫無裝備的談判人士發射，但他們下一站仍是到警署跟進被捕學生。聽到有搜身查證的傳聞，返校的同事覺得不是重點，能夠回去跟學生傾談一下也是好，結果我接觸過的返校同事，進校都沒有遇到任何搜查。最艱難的留守，遇到背景或行動理念不同的同路人，中大基本上做到不割蓆而退場。社會上指責指點毫不留情，但這星期收到的每一封大學電郵都向前看，問該做、能做的是什麼。

這一學期提前結束了。此時此刻的感受，卻不是這個星期才引發的。有人說現在最不需要的是narrative（但這也是一個極大的論述），有人說現在最不需要的是情緒上的哀中大、哭中大、悼中大（但整場運動不論陣營，問誰沒有付出過情緒）偏偏我的工作就是讀文學，除了論述與情感，我幾乎一無所有。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2019年中大，第一學期，我腦中留下了三個時間點。

開學

9月2日中大罷課集會，當天因為同時要前往守靈夜，我一身黑裙，希望到百萬大道出席一段集會再離開。從馮景禧樓出來，剛好有一輛校巴停在面前，六七個full gear的青年男生下車，走在我面前，往同一方向下山。其中一個隔著口罩仍然聽得見他朗聲道︰「中文大學﹗唉，我和『大學生』這三個字恐怕無緣了。」另一人說︰「遲吓考Asso（副學士）或者Dip（文憑）囉。」「或者啦。睇下點啦。」也許我的步伐聲太響又越行越近，他們回頭見有人即向前面同伴大聲說︰「讓開﹗讓開﹗俾人行先﹗」本來言語中的「助語詞」和聲浪都收歛了。其實我們前往同一個目的地，到場後他們與其他中大生一樣的精神抖擻，中大生與他們一樣憂戚與共。在那裏我第一次聽到期待終有一天脫下面罩煲底相見的承諾。相對從前中大開學傳統之「四院互片」，這開學式多麼神奇。我深明這個運動不屬於我，但同時完全體會學生無分你我之真純原因。

畢業

          11月7日，我參加了崇基的畢業禮。如此時代，我無法期待這是一個一如既往言笑晏晏的畢業禮。畢業生、家長、嘉賓、教師的笑容，都多了一份謹慎與凝重。結果，兩個多小時的畢業禮，我沒有一刻感到無聊。主禮的前院長陳偉光教授真摯地分享他退休前排得近乎「完美」的教學、作曲、宗教與院務行政的透支生活，最後讓他總結出「我只恨沒有好好管束自己工作的熱情﹗只向著自認必然崇高與正確的方向前衝﹗」意味深長。畢業生代表黃蕊獻同學貌似輕鬆流麗地描述大學生活的各種自由體驗，但最後總結︰「在社會越來越多人對大學生、甚至大學校長指指點點的時候，我們比任何時候更明白這份自由要好好守護。」典禮中有人堅持戴上口罩，有人堅持喊口號，每次口號都一呼百應。但禮成後有同事說︰「我們的學生，總是那麼知所進退。」我沒有異議。

「開放日」

          最後就是這個星期我們在社會面前最毫無保留的「中大開放日」。我們無可迴避地要繼續面對社會上外來者對「暴大」的質疑，甚至面對自我的修正與調整，檢測各種情境、邏輯與底線。同時我們沒有鬆懈，繼讀在停課中學習。我的研究助理追問我下一階段資料做法的細節、畢業論文學生寄上最新修訂稿、新一屆文學獎評審的期限已到，研究年終報告要開始執筆……在「你哋仲諗住返工呀？」的思維以外，我們艱難地撿拾經驗的碎片，努力變化，重新出發。

〔原載2019年11月19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