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張愛玲，一言以蔽之，就是對1949後的世界再無留戀。這姑姑公寓的精緻、現代，是被1949抛擲在後的千萬樣事物之一。〕
一說便俗
前幾天黃碧雲來電問字——這樣說是有點托大了，其實不是查字典式的問字，只是把我當個common reader，聽聽她新寫的一個詞或句能否成立，如果連我也能理解，則一般人也可，如此而已。當天考慮的字是什麼，等新書出來再說吧，但她一個資深作家走到如此成熟的階段，還如此考究件事的不同寫法，一個字的不同語感，我覺得很夠格和上道。尤其她說到︰「我覺得現在寫作，有一些東西讓讀者猜猜，是好的。」於是我便想起張愛玲的「一說便俗」。
關於一說便俗，典出「倪元鎮為張士信所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也就是罵不還口，免傷身份的一種境界。後來經周作人多所用，就有了身份複雜者為自身不辯解之辯解的專屬意味。戰後張愛玲與周作人的境遇或有類似，與附逆沾上了瓜葛，但張愛玲的「一說便俗」，更多是文學上的考慮，直至她對晚期幾篇作品如〈色，戒〉、〈相見歡〉、〈浮花浪蕊〉的解說而發揮至頂峰。她在〈表姨細姨及其他〉曾言及自己與讀者的分歧︰「這種隔閡，我想由來已久。我這不過是個拙劣的嘗試，但是『意在言外』『一說便俗』的傳統也是失傳了，我們不習慣看字裡行間的夾縫文章。」〈色，戒〉對革命、行動立場之游移、〈相見歡〉與頭號粉絲亦舒之隔空互訴失望之情，已有張迷專家多方探究，因此我想對〈浮花浪蕊〉（The Shanghai Loafer）多說幾句。
1983年1月4日張愛玲給宋淇的信中寫道：「《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寫的，但是既未發表，又都大改過，也就不用提了。講起《上海懶漢》原名，不過是為了表示本來只是一個人家的故事。」現在已知三篇在五十年代先用英文寫成的小說分別為The Spyring, Visiting與The Shanghai Loafer，後來改寫及自譯成中文版〈色，戒〉、〈相見歡〉與〈浮花浪蕊〉。前二者譯名或精彩或簡潔，但最後一篇「上海懶漢」何以成為〈浮花浪蕊〉？張氏卻一直沒有詳解。
所謂「上海懶漢」，原是寫一位懼內的嚴先生回滬賣屋一去不回，留下妻女一家在港的故事。The Shanghai Loafer英文原作已不可見，現在靠〈浮花浪蕊〉的相關故事重組，這位嚴先生就是後來中文版的鈕先生，洋名中譯成了艾軍，小說有意味深長一句︰「不知是哪個愛好文藝的朋友代譯為艾軍，像個左派作家的筆名，與艾蕪蕭軍排行，倒有一種預言性。」但這位鈕艾軍先生並沒有成為什麼左翼作家或革命份子，從來依靠鈕太太長袖善舞而生存的他在海外十年念個學位卻一事無成，最後回滬賣房子不果卻被朋友拉去做小廠長成了積極份子，轉頭卻又因海外關係被捕，申請出境無望，更愛上舞女，反把太太氣死。
這樣一個「上海懶漢」的故事想在美國出版，得到的回應是A lovely twist on the henpecked story, but under-dramatized.（是懼內故事的有趣變奏，但戲劇性不足。）但更明白的理由應是如此一個1949以後家庭分離的故事「反共不足」，比《秧歌》、《赤地之戀》所呈現的中國模糊上許多。但這個平平無奇的故事竟經歷了三十年間不斷的改寫，還引出張氏少有深情的一句「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我以為當中的關鍵就是她不想寫反共，或至少不想寫反共八古。
從「上海懶漢」到〈浮花浪蕊〉，小說的重點由男性轉向女性，由一人轉向多人。敘事者是上海女子洛貞，從滬到港，再轉乘貨輪到日本找朋友及工作機會。船上憶起了姐姐與姐夫的好友鈕先生夫婦，亦穿插同船另一對印裔英國人與日本妻子的故事，二人曾住虹口，說穿了就是一群1949年後由上海飄泊到不同地方的人，給洛貞（張愛玲）在顛簸的浪尖上遇上了，回想從上海、廣州、香港、日本一步一步遠離中國，也一步一步遙想遠離中國後未知的恐怖。張的走與不走，今天讀來固然醒人耳目，但說與不說，更教人低迴。她始終不願再寫《秧歌》式的反共，只寫越來越多人在街上粗爆地撞向你，或者好意地把你留下來不再與家人見面。但這是誰之過呢？小說的精彩處就在這裏︰「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不待風浪平息，你永遠不知道誰是最精忠的留守者。
〔原載2020年7月21日《明報》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