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
如此光景，還有心情煲台劇？有。如果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如果我們一直與台灣有同一種處所的悲哀，如果我們眺望過彼此的繁榮與自由，以及文藝上曾經惺惺相惜的彼岸，我們無法不在此刻聽到劇集主題曲而感傷︰「我曾在黑暗頂端/ 以為光的距離很短/ 想去攀/ 又跌下來/ 我還能不能再期待。」
劇集主題探討台灣社會「無差別殺人（隨機殺人）」的處理手法，涉及加害者及受害者家屬，以至社會大眾、社福、傳媒與醫療專業的倫理與法則。除了廣義的社會性，驟看與今天的「反送中」沒有直接關係。但為什麼看到飾演律師王赦的吳慷仁在犯人伏法後醉酒鬧到外父家的一場戲，還是會那麼傷心？
要是平時，按理一定是受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兩條人物線比較催淚。事實上加害者母親勸女兒改名重新生活，一句「家裡要死，死三個人就好，不能連你也葬在這裡」的確使人淚崩。而王赦那一段法治與人權的獨白，很可能變成理想主義者醉酒飊戲。不過當他說︰「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要靠殺人才能夠撫慰人心，保障我們的安全，這個我沒有聽過」，那震撼還是遠超過我所想像。
台詞中「保障我們的安全」一句說得特別激烈，大概就是因為一條惡法背後，往往總有一個「保障我們的安全」的「初心」，當錯已鑄成——如劇中被判死刑的李曉明跳過前面五十二人的死刑犯隊伍，急急被政府在九十分鐘內完成所有程序並槍決以「撫慰人心」——就有理由相信，「保障我們」，以至「避免成為逃犯天堂」、「為申張公義提供法理基礎」，會讓我們成了同謀。
因為性格、因為能力、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我遇事往往會到書本中找答案，甚至文學與電影，並且不以為恥，因為它們往往教我要認識更多不同的想法，想法不在一室之內，結果還是要在一個個不同的面孔和故事之中找尋。有說社會動盪之時就是電影或文學作品銷情最慘淡之時，或許是現實，但正如上述稍稍時空錯漏的《我們與惡的距離》，那不對位的共鳴，索性讓我們知道︰不論是抗爭還是公義行為，從來不是one size fits all。那我們應該怎樣？
「要有創意。看看會怎麼樣。」這是《給青年行動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Activist）的作者季特林（Todd Gitlin）的話。季特林帶領過美國六十年代末的「學生民主社會聯盟」（SDS），投入過反越戰及各項社會運動，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及社會學系，同時為各大報刊撰文。但此書毀譽參半，理由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行動從來不是one size fits all。於是這本模仿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的十一封公開信，不像是六十年代的社運向千禧世代薪火相傳，反而更像是把縛在身上、象徵著世代差異的炸彈一一引爆。季特林談六十年代的神話、批評身份政治、盲目反美、或主張為了不讓共和黨勝出而妥協「含淚投票」民主黨……都把自己放在標靶中心，親身示範行動的冒險精神。
的確，我們永遠無法討好所有人，或者人壓根兒就不應「討好」任何人。所以季特林的諷刺文筆也一點不討好，帶著遙遠的六十年代離地感。但有些理念的釐清，還是值得深思︰「行動主義者的目標是改善現狀，而不是救贖。醫生治療病人，並不是因為相信以後再也沒有人會生病。事實上，每個人都仍然會生病。醫學不過是人類送給自己的禮物，一種改善生活的禮物。」
我們為「反送中」以至曾經或未來所有付出，都是我們給自己的贈物。有人為自己努力和認真研究過條例而驕傲，有人在街上身陷困境時發揮了活力和勇氣。我們以自己的方式，盡力而為。正如幾位年青演員被問到「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回答居然那麼多元和精彩︰1.「很遠。不只是惡，連善都與我們的距離很遠，我們對善惡的理解太不夠」；2.「很近。隔壁的鄰居、同一屋簷下的家人，都是我們每天直面善或惡的可能」；3.「嗯，沒有距離。都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一念為善，一念為惡。」總之機會都在身邊，不要放棄。
〔原載2019年6月24日《明報》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