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拾朝花．魯迅與疫苗

 〔疫苗的經驗越公開，越能接近真貌——我打完第一針BioNTech，針口有痛，也非常、非常疲倦，一星期內睡了三天午覺，之後也有少許骨痛——結論是與疫苗說明中的副作用相同。也真想知道魯迅會不會打科興。〕

魯迅與疫苗

          復必泰疫苗英文名稱BioNTech，我一直理解為Bio-N-Tech，即Biology and Technology（生物與科技）的簡稱，直至醫護人員跟我確認接種疫苗名稱時我才知道藥名唸起來像 ‘Beyond Tech’。正所謂「名從主人」，何況藥名，我當然沒有異議。又正所謂「快過打針」，轉眼我已坐在光潔明亮的中文大學醫院休息區內，不無做作地打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的一篇〈我的種痘〉，邊讀邊笑，邊讀邊想︰如果魯迅生在今天，這位棄醫從文的青年導師與精神領袖會怎樣打疫苗？長期體弱又多抽煙的他會否被大家勸阻？痛陳庸醫害人尊重科學進步的他又會否不願被大家勸阻？可以肯定的是，魯迅在這篇情、理、幽玄之美兼備的散文裏，早預告這是一個「超越科技」的問題，一點不錯，It’s Beyond Tech。

           〈我的種痘〉所說的種痘，就是對抗天花的疫苗。據魯迅所言，古來種痘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淡然忘之，請痘神隨時隨意種上去」，亦即聽天由命，真染上了就請個醫生，拜拜菩薩，「死掉的雖然多，但活的也有」，盡見魯迅之冷峻，但不理會也是處理方法之一種，仍頗有啟悟。第二種是「將痘痂研成細末，給孩子由鼻孔裏吸進去」，發的痘數很少，所以沒有危險，是中國古法，但在病癒者身上取得抗體的道理仍是非常科學。魯迅說是在明末發明的，注釋補充說始於宋代，至明朝隆慶年更有痘疹專科，清代《痘科金鏡賦集解》有載。

           至於第三種是「牛痘」，因來自西方所以又是「洋痘」，比第二種的「人痘」安全，因為不會真的感染天花。但當年在中國推行頗費周章，事實上在英國連「免疫學之父」詹納醫生都說服不了太太安心讓兒子接種。但總之，魯迅二、三歲時所種，就是「洋痘」。把施種牛痘局的醫師請到家裏來，魯迅坐在父親的懷裏，沒有什麼記憶地接受了「痘漿」（疫苗），然後被醫官讚乖，父親也送了兩個玩具作獎勵，一個是「兩耳自擊」的「鼗鼓」，一個是讓他十分鍾愛的萬花筒。可是好奇心讓魯迅把萬花筒拆開——相信這幾乎是所有玩過萬花筒的人都有過的經驗——最後只得一地通草絲、五色碎片、稜鏡與撕開的紙皮筒。

           魯迅到二十多歲在日本留學時才接種第二、三次疫苗，然後是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時因天花流行，校醫建議種痘。魯迅開宗明義說「我是一向煽動人們種痘的」，因為「一個好好的人，明明有妥當的方法，却偏要使細菌到自己的身體裏來繁殖一通，我實在以爲未免太近於固執」，於是「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爲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群衆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裏來。」這段寫得滑稽，我知好戲來了。

           「雖是春天，北京却還未暖和的，脫去衣服，點上四粒痘漿，又趕緊穿上衣服，也很費一點時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轉臉去看時，我的青年軍已經溜得一個也沒有了。」看到這裏我幾乎在寧靜的休息區哈哈大笑出來，好在還壓得下去，不然副作用又添一項「失控大笑」。但魯迅並未就此收手，他說為他接種的校醫「雖是無政府主義者，博愛主義者，然而托他醫病，卻是不能十分穩妥的」，可見思想前衛的人醫術不一定靠普，但最終牛痘沒發，算是個了結。

           最後說到帶六個月的兒子種痘，待他長大一點補回一個獎勵，不錯，就是個萬花筒。兒子有乃父之風，把萬花筒拆開，竟發現萬花筒的手工更不比當年，稜鏡漆成黑色，玻璃片也不夠輕盈，完全看不出萬花。文章收結道︰「整整的五十年，從地球年齡來計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從人類歷史上說，卻已經是半世紀，柔石丁玲〔當時誤傳丁玲遇害〕他們，就活不到這麼久。我幸而居然經歷過了，我從這經歷，知道了種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紀有些進步，然而萬花筒的做法，卻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如此收結，看似離題，卻非常人性化︰任時代如何變得粗糙、荒謬、滑稽，有些事情仍在進步中，生命仍然值得珍惜。比起機械地重複疫苗與死亡「無關」，魯迅〈我的種痘〉遠為療癒。

〔原載2021年3月23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控訴的藝術

 〔兩大男神，有乜可能認得。尤其是右邊那一位萬人迷，竟演活了得翻半條人命的Dreyfus。〕

控訴的藝術

 2019年波蘭斯基導演的《我控訴》（J’accuse）又名《軍官與間諜》（An Officer and a Spy），在威尼斯電影節獲評審團大獎又在法國凱撒獎獲最佳導演，主演的有男神級法國演員尚杜加丹與路易卡瑞——然而此片在香港上映之日大概仍遙遙無期。可能因為電影故事藍本「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的西方知識份子情懷與我們太遙遠，也可能波蘭斯基企圖以此洗白自己的意圖與我們太遙遠。但此片值得一看，左拉的〈我控訴〉值得一讀，我卻沒有懸念。

1894年，法國猶太年輕上尉Dreyfus因洩密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判終身流放魔鬼島，但後來發現案情審理草率，真相進一步披露，揭出法國政權在反猶情緒下的一連串誣告、偽造與暗殺行為。事件綿延至1906年德雷福斯始得平反，期間牽連大量知識份子的介入，包括寫下關鍵文章〈我控訴〉的左拉、極少參與政治卻在此次事件中組織簽名運動的作家普魯斯特，還有社會學家涂爾幹、畫家德加等，標誌著社會良心與國族尊嚴對決，「藍」、「紅」陣營正式成立。

「德雷福斯事件」一直是歷史學家的一項挑戰，相關著作即使未算汗牛充棟，它所牽出的當代知識份子的權力與道德網絡，政治參與的意識形態起落，極端陣營的形成以及「在野」與「參政」的抉擇，已大大超出了德雷福斯個人榮辱的層面。然而，無論是薩伊特在《知識份子論》序言中的提到此事對一代知識份子的模塑效果，或是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裏專章論述此事在反猶歷史中的意義，我必須坦白地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說一句︰有了二次大戰的事後孔明與百年間的檢討，誰還會不站在德雷福斯的一方？因此波蘭斯基拍攝《我控訴》的意圖，就從歷史的翻案，轉向為個人四十多年前性侵的辯解。

 猶太裔的波蘭斯基出生於法國巴黎，1977年在加州因性侵13歲少女蓋梅爾被捕，其後潛逃歐洲，至今不再踏足美國。波蘭斯基的才華與影響力，以至受害人蓋梅爾與前情人的公開原諒與聲援，亦使事件與MeToo浪潮產生尷尬的波濤和衝突。為了國家的尊嚴與軍政的穩定，一個小小猶太軍官終生流放荒島真有那麼重要嗎？同樣，一個天才橫溢的導演畢生的藝術貢獻，會因半世紀前一次私密並已獲得原諒的性接觸而完全抹煞嗎？無論答案如何，波蘭斯基開拍《我控訴》的原因，可謂路人皆見。而觀眾的反應，結果似乎仍是不願賣賬。

大家的意見很清楚︰波蘭斯基不是德雷福斯。完。我對此一結論並無異議，也是肯定的，就如說「蘋果不是橙」，也是沒什麼好爭論的。但我仍傾向相信，導演不至於狂妄到把自己與德雷福斯之間畫上等號就算。電影《我控訴》呈現的與其說是徹查事件的情報處長皮卡特（Picquart）之正義，或是一次又一次被審訊與推翻的德雷福斯的冤屈，毋寧更是當時要支持此一「雞蛋」以抵抗「高牆」的艱難——如果你由始至終對拯救的對象其實並無好感，你會犯險救他嗎？（皮卡特曾任德雷福斯的教官，對這名學生的才能以至整體猶太人的才能並無另眼相看之處，但同時亦絕無歧視。）如果只須一個無辜的人默默無聞在荒島上渡其餘生，即可挽救國家政權的尊嚴以至令民族團結免於撕裂，我們是否應該行個方便？（電影中皮卡特不斷被質問︰「佢死佢事，非親非故，又關你咩事？」）左拉的〈我控訴〉誠為向權力慷慨陳詞的名篇，尤以收結的一連八個控訴最有氣勢，但其後左拉被判囚與流亡，又如何解釋？（電影裏一邊誦讀〈我控訴〉，一邊是群眾焚燒〈我控訴〉與高喊吊死左拉與叛國賊的呼聲。）

           現實裏左拉沒等到德雷福斯平反的一天，電影中卻有皮卡特與德雷福斯恢復名譽與軍階，幾乎是「脫罩相見」式的勝利會面。但二人毫無激情，後者更向前者表示復職的軍階並不公平。皮卡特冷靜地拒絕了，德雷福斯轉身離開，二人終生未再見面。至於波蘭斯基，他的確沒有德雷福斯的冤情，甚至也沒有左拉挺身而出的清晰陳詞。但他對於「勝利」後的冷峻有覺悟，卻是肯定的。

〔原載2021年3月16日《明報》世紀版〕

夕拾朝花．聽審的感想

 〔繼續聽審，繼續要有感想。〕

聽審的感想

           早前受蔡元豐教授之邀，為友校浸大中文系系會學術周作一演講。學術周主題為「女性書寫」，不知哪來的勇氣，我把題目訂為〈從冰心到黃碧雲——中國女作家一百年〉。這題目乍看真箇溫柔與暴烈，風馬牛不相及，不怕得罪冰心也怕得罪黃碧雲；其次，所謂「中國女作家一百年」也有點托大，一小時演講如何說起；再其次，也沒有再其次了，但我就是想說，女作家一百年走過的路徑，比我們想像的相似。一切從冰心（謝婉瑩）〈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說起。

           王德威教授曾說過冰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張「乖乖牌」，二十世紀再漫長暴烈，政治戰火風雲激盪，至少我們還有冰心。在啟蒙理性的五四精神裏，她歌頌母愛的〈致詞〉提出一種超越生死的基督大愛「萬全之愛無離別，萬全之愛無生死」；在敵我分明的歷史時刻，她寫小說〈超人〉，以母愛聯繫全人類︰「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即使留學美國，也要手摺紙船，向母親寄託無邊思念︰「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著淚疊的，/萬水千山，求他載著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但冰心也很坦白地說︰「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道路。」五四運動，是青年學生不滿一戰後巴黎和會上對中國各種不平等條款，以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反抗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的運動。冰心就是因為五四運動而走上成為現代文學「乖乖牌」之路。冰心呼喚著「母親啊！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而她心中的雨點，包括學生運動，她的寫作起點，也是學生運動。

           乖乖女冰心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19年8月25日《晨報》上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下署「女學生謝婉瑩投稿」。所謂「二十一日」的審判，是8月21日北大學生案公判。事件可謂五四運動的餘波，關係到擁護蔡元培校長與胡仁源署理校長的兩派學生之爭。其後演變為擁胡的四名學生為原告，控告十一名擁蔡的學生拘禁、毆打、迫寫悔過書等罪狀。五四過後不久，北大學生對簿公堂，其中被分化與變質之感，以及面對囹圄之苦，莫不令人惋惜。冰心是其中一人。她作為女校學生代表，在旁聽席上記錄了大多數群眾對十一名被告的招呼與慰問，並認為他們「自有榮譽」；四名原告則是「心死的青年」。

`          文章發表前三日《晨報》已有較詳盡的新聞報導，因此冰心所述確為「感想」，包括審判廳內「不准吸煙吐痰」，「但是廳上四面站立的警察不住的吐痰在地上。」又劉崇佑律師為被告辯護時「沉痛精彩」，「有一位被告，痛哭失聲，全堂墜淚。」查劉崇佑的辯護確實精彩，據《晨報》二十二日的報導引述︰「此案之發生，社會上誰不知係受政潮之影響。使非因有欲爭校長之人，則學生內部何至有此種事件發生。此輩青年不幸而為中華民國之學生，致欲安分求學而不得，言之實可痛心……語至此滿堂欷歔為之淚下。」旁廳席上的公道，在記者與未來作家冰心的筆下同樣可見。冰心的在聽審八小時後回到家中，寫到鄉下婦女張媽說「兩邊都是學生，可苦這樣」，「學生打吵，也是常事。為什麼不歸先生判斷，卻去驚動法庭呢？」是以張媽的話竟與劉律師如出一轍。

           文學理念與立場再溫和的人，心靈也會因公義而攪動，動身或動筆參與其中。女作家往往更在風高浪急之際，在漩渦的中心寫出平民大眾的「公道」與「輿論」。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後亦然。《盧麒之死》終章有被告欄青年的素描，上有案件編號、中英文名字，以及女作家的敏感︰「他說很倦。我在夜之深靜默。」「他沒有我畫的那麼文靜。但我畫的時候，想起你的髮。」這種情感釋放的自由，我很珍惜。「他」說很倦，「我」在夜之深靜默，就是同情共感。

〔原載2021年3月9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