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再說口罩用法當然不是教大家分清楚底面上下、拉開摺紋緊貼面部，以及輕壓鼻樑上的金屬條……在全城一罩難求之際，我想問一個更傻的問題︰為什麼要戴口罩？像我這樣的一個理論先行女子，搶不到口罩，留在家中搶著下載有關口罩的研究報告也是好的。以下是我在圖書館數位論文庫以surgical mask為關鍵詞所見的十多篇論文的一份讀後感。就算有人要說我「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搶不到的口罩是無用的」，我還是希望先聽聽文獻怎麼說。
首先，根據口罩的歷史，那原是一種防止感染他人，多於防止受他人感染的用具。為什麼現在全城搶購的口罩叫「外科口罩」？那就是因為外科口罩起初是為了避免醫生的飛沫在手術中感染外露的傷口，並沒有保護醫生的意圖。後來此一技術應用到手術室外，在1919年全球大流感時即有過為市民提供口罩的政策，但結果顯示對減輕疫情並無顯著影響。百年過去，這個結論沒有太大改變，至2010年美國國家科學院依然清楚指出︰外科口罩非為確保佩戴者免受呼吸道感染而設計，與N95的功能不一。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兩者功能相約，佩戴後感染機率都在7%與8%之間。但問題是，不佩戴而感染的機率是多少？
這涉及另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口罩成效的真實數據極其有限。可以想像疾病傳播的過程十分複雜，當中牽涉病毒種類、空間氣流、口罩佩戴習慣，以至個別人體的傳播力與抵抗力——例如有研究指出大聲說話比正常說話的飛沫傳播距離差距數以公尺計，而佩戴N95期間若稍一移動或調整口罩即令防護效果大大降低——實驗室內的模擬效果始終與真實差距較大，對制定政策的參考價值很少。其實，除了接觸史以外，我們有沒有確診者佩戴口罩方面的數據？是沒有。但現實的弔詭就是，越無法確知口罩的真正成效，我們就越需要口罩。
於是，雖然確知在理論上「有病才戴口罩」，而佩戴外科口罩以至N95的成效與不佩戴的差異又無數據證實，但我們仍然會被「全港市民每天消耗七百萬個口罩，即三千萬個只夠用四天」的簡單數學題弄得焦慮不安，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或許意味著我們已正式進入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與古代的風險不同，風險社會是現代化與制度化的產物，由大量人為不確定性構成，其影響程度之深廣以至後果的無法預計，遠較傳統的自然災害或資源匱乏為複雜。簡言之，比起天災，我們更信有人禍。
因此一切深宵排隊買口罩、全球網購、海外代購、藥房門外守候、超市之內大手入貨消毒物品與糧油罐頭，其實一點也不盲目也不反應過敏，反而體現了風險社會中人人自求多福以迎戰無法逆料的制度性荒誕。當疫情的「吹哨人」會被訓誡示眾、防疫的黃金期可以一再錯失、明明可見的堵截措施始終要等待一聲令下……人禍的氣息如此濃重，任何的自保行為好像都算不上過激。
但話說回來，認識風險社會也有積極意義。貝克的同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比較正面地提出人在抉擇面前承擔風險之勇氣，以及認識風險以後可以產生的改革可能。就如了解口罩之效用有限，反而讓我們重新整頓對口罩的需求，例如不要囤積，以免阻礙真正有需要的醫療機構之採購；患病者則應更嚴格執行自我隔離與個人衛生，因為口罩對未染病的人的保護並不如你想像中的有效；而最後，我們都很清楚一個事實︰那些確診以至不幸離世的醫護人員，理論上都是不缺口罩的人，這間接說明︰一、阻截、追查、準確通報病源才是抗疫之本，否則再多的口罩與防護衣都是諷刺。二、口罩無用，或至少功效成疑，正反映前線醫護人員的勇氣真實無比。現代社會，每個人都難免活在風險之中，但有些人擔受的風險，燭照黑暗制度，點亮人性光芒。經民主投票後專業復工的香港醫護，以及為紀念李文亮而響徹武漢夜空的吹哨聲，當中的無私與無畏，比任何一個珍貴的N95口罩，都更令我感激、沉著、充滿希望。
〔原載2020年2月11日《明報》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