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歷劫一周，校園設施損毀，參與者身心受傷；大學仝人情感面臨重大考驗，道德危機仍未解除。多年以來，我們總是感銘創校先哲留下種種中大精神，不論是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還是崇高惟博愛，止於至善，這些校訓背後的社會責任，從來未有如此尖銳而巨大地投向我們。今年中大本科入學資訊日因事取消，沒想到這個十一月卻為全港帶來了一個真正的「中大開放日」。
校園成了抗爭版圖上的咽喉之地，大家明白且第一時間斡旋希望把傷害減至最少；談判明顯不對等且條件未成熟，校方仍覺得何妨一試；催淚彈向著毫無裝備的談判人士發射，但他們下一站仍是到警署跟進被捕學生。聽到有搜身查證的傳聞，返校的同事覺得不是重點，能夠回去跟學生傾談一下也是好，結果我接觸過的返校同事，進校都沒有遇到任何搜查。最艱難的留守，遇到背景或行動理念不同的同路人，中大基本上做到不割蓆而退場。社會上指責指點毫不留情，但這星期收到的每一封大學電郵都向前看，問該做、能做的是什麼。
這一學期提前結束了。此時此刻的感受，卻不是這個星期才引發的。有人說現在最不需要的是narrative（但這也是一個極大的論述），有人說現在最不需要的是情緒上的哀中大、哭中大、悼中大（但整場運動不論陣營，問誰沒有付出過情緒）偏偏我的工作就是讀文學，除了論述與情感，我幾乎一無所有。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2019年中大，第一學期，我腦中留下了三個時間點。
開學
9月2日中大罷課集會，當天因為同時要前往守靈夜，我一身黑裙，希望到百萬大道出席一段集會再離開。從馮景禧樓出來，剛好有一輛校巴停在面前，六七個full gear的青年男生下車，走在我面前，往同一方向下山。其中一個隔著口罩仍然聽得見他朗聲道︰「中文大學﹗唉，我和『大學生』這三個字恐怕無緣了。」另一人說︰「遲吓考Asso（副學士）或者Dip（文憑）囉。」「或者啦。睇下點啦。」也許我的步伐聲太響又越行越近，他們回頭見有人即向前面同伴大聲說︰「讓開﹗讓開﹗俾人行先﹗」本來言語中的「助語詞」和聲浪都收歛了。其實我們前往同一個目的地，到場後他們與其他中大生一樣的精神抖擻，中大生與他們一樣憂戚與共。在那裏我第一次聽到期待終有一天脫下面罩煲底相見的承諾。相對從前中大開學傳統之「四院互片」，這開學式多麼神奇。我深明這個運動不屬於我，但同時完全體會學生無分你我之真純原因。
畢業
11月7日，我參加了崇基的畢業禮。如此時代，我無法期待這是一個一如既往言笑晏晏的畢業禮。畢業生、家長、嘉賓、教師的笑容，都多了一份謹慎與凝重。結果，兩個多小時的畢業禮，我沒有一刻感到無聊。主禮的前院長陳偉光教授真摯地分享他退休前排得近乎「完美」的教學、作曲、宗教與院務行政的透支生活，最後讓他總結出「我只恨沒有好好管束自己工作的熱情﹗只向著自認必然崇高與正確的方向前衝﹗」意味深長。畢業生代表黃蕊獻同學貌似輕鬆流麗地描述大學生活的各種自由體驗，但最後總結︰「在社會越來越多人對大學生、甚至大學校長指指點點的時候，我們比任何時候更明白這份自由要好好守護。」典禮中有人堅持戴上口罩，有人堅持喊口號，每次口號都一呼百應。但禮成後有同事說︰「我們的學生，總是那麼知所進退。」我沒有異議。
「開放日」
最後就是這個星期我們在社會面前最毫無保留的「中大開放日」。我們無可迴避地要繼續面對社會上外來者對「暴大」的質疑，甚至面對自我的修正與調整，檢測各種情境、邏輯與底線。同時我們沒有鬆懈，繼讀在停課中學習。我的研究助理追問我下一階段資料做法的細節、畢業論文學生寄上最新修訂稿、新一屆文學獎評審的期限已到，研究年終報告要開始執筆……在「你哋仲諗住返工呀？」的思維以外，我們艱難地撿拾經驗的碎片，努力變化，重新出發。
〔原載2019年11月19日《明報》世紀版〕
